A同学，现为大三学生，性格内向，日常生活中多表现为独来独往、寡言少语，但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活跃”。他倾向于通过网络途径向亲朋好友及教师发送长篇文字，倾诉其所认为的不公遭遇，并频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诸如“读书无用论”、质疑学校教学质量、指责教师专业水平，以及认为父母“努力不够”导致其生活困顿、学业受挫等言论。在大二下学期，A同学再次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学校强制学生进入所谓的“不良企业”进行实习的言论，并指责我作为学校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剥削”学生权益的“协助者”角色。事实上，学校并未安排统一实习，该生因未能及时找到实习单位，担忧无法按时完成学业，才在社交平台发表了极端言论。

二、案例分析

1、外部归因谬误与学业困境的累积

A同学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在面对挫折时往往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外部环境，而忽略自身问题。例如，在团队项目中遭遇学业困境时，他未能从自身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中寻找突破点，反而将责任归咎于同学的排斥、教师的教学风格、机房的开放时间以及父母的“不努力”。他试图通过改变外部条件来弥补自身学习动力的不足。这种不合理的外部归因，不仅反映出他在应对挫折时的脆弱性和对外部支持的过度依赖，也暴露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期望他人迎合自己的需求。这种自我中心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了他与集体的疏离感，使他在接纳他人支持和反馈时形成心理障碍，从而陷入更加孤立和困顿的成长境地。

由于家庭情感支持长期缺失，A同学逐渐形成“被忽视”心理，认为唯有通过极端情绪或出格行为才能获得关注。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其需求的忽视和对过激行为的关注，无形中固化了其惯性化的情绪反应模式，使其在面对困难时倾向于采取非理性手段寻求帮助，难以形成冷静自省的能力。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使A同学长期缺乏学业支持与情感慰藉，对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家庭背景制约了其前途。在此影响下，他频繁在社交平台上宣扬“读书无用论”等消极观念。这种认知不仅显著削弱了其学业投入，还加剧了对家庭和学校的怨怼情绪，使其难以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最终陷入孤立无助的负面情绪循环。

全员“1+N”模式以1辅导员为核心主体，联合心理专家、学业导师、任课教师、朋辈和家长等N 个多主体，多方力量协同育人。

A同学问题复杂，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干预。为更好解决问题，我作为辅导员，主导信息收集、问题分析及成因剖析，并协调各主体构建多方联动的育人机制，通过制定个性化成长方案精准助力其发展。针对A同学通过“突出”行为吸引注意及“激进”方式求助的特征，我迅速联系心理专家开展干预。心理专家提供了针对性心理疏导，并为我后续工作持续提供建议。学业导师和任课教师在了解情况后，实施个性化学业指导，在课堂互动中适度关注A同学，定期给予反馈与鼓励。家庭方面，A同学母亲起初对沟通较为抗拒。我通过其堂哥（医生）和堂姐（教师）搭建沟通桥梁，逐步引导家长重视问题，最终促成家校合作。家长在学校指导下优化家庭沟通方式，为A同学的心理重建提供了关键支持。朋辈方面，则通过“1+1>2”的结对帮扶，在学习和情感上双线助力，帮助A同学逐步走出困境。

全方位“1+N”模式依托多元场域，以课堂为主导，联合家庭、网络、宿舍、实践基地及实习单位等多场域协同育人，构建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全覆盖的育人体系，有效针对A同学的问题实施精准干预。

课堂场域，任课教师与学业导师通过个性化辅导帮助A同学提升学业成绩，助力其顺利完成学业；宿舍场域，通过“1+1>2”朋辈结对模式，在学业和情感上双向支持，既促进学业进步，又增强社交与情感归属感；家庭场域，我与A同学家长定期沟通，家长在了解其情况后加强联系与关怀，为其提供情感支持与心理安全感；实习场域，针对A同学的职场适应需求，实习单位为其提供针对性辅导，帮助其增强职业认同感，平稳过渡至职场环境；网络场域，我强化A同学的法律意识，提醒其规范网络言行，并结合在线心理辅导，引导其健康表达情感与理性管理情绪，从多维场域助推其全面发展。

全过程“1+N”是时间节点，是一个相对持续的时间概念。1整个大学生涯，N 个关键时间节点，涵盖了A同学从大一到大三的整个大学生涯，以辅导员为主导，联合学业导师、心理专家和朋辈等多方力量，提供持续、动态的支持。

在大一初期，A同学面临适应性挑战，我通过定期沟通和心理干预帮助其调整心态。心理专家提供情绪调节，学业导师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朋辈协助其建立社交网络并提供课后学业支持；进入大二，A同学遭遇学业压力与社交焦虑，辅导员持续提供心理支持，协同学业导师调整学习策略，朋辈继续在情感和学业上给予帮助。心理专家进行深入疏导，帮助其有效应对压力；大三阶段，A同学开始实习，面临职场适应压力，辅导员加强与实习单位的联系，协助其适应职场环境并强化职业认同。学业导师关注其学业进展，确保顺利完成学业。朋辈继续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其更好地过渡到职场，确保其全面发展。

在学业上，他不仅顺利完成课程，还成功获得了国有企业的实习机会，为未来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人际交往中，他学会理性表达诉求，积极化解与同学的矛盾，修复了亲子关系，并在家庭中主动承担责任，关心并引导弟妹专心学习。

此外，A同学对自己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不实言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诚恳地向受到影响的人群致以真挚歉意。这一系列积极转变充分体现了“1+N”协同育人模式在促进逆境学生成长中的深远价值与实效性。

高校辅导员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刻的剖析能力。以A同学为例，其过激行为和言语让我怀疑该生具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经心理专家核查，结果并非如此。经过深入观察与调研，我发现A同学的行为根源在于归属感缺失、价值认同迷茫、外部归因偏差、学业困境及家庭支持匮乏。他倾向通过“极端”方式寻求关注，以期得到解决方案。若辅导员未能准确识别其问题成因，将难以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帮扶措施。因此，辅导员应具备“火眼金睛”的能力，直击问题本质，精准识别问题根源。在复杂多变的学生问题中，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做出准确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与支持。

     2、“三全育人 ”，成为多方主体间的桥梁与纽带

辅导员作为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以 A同学为例，其面临心理、学业、家庭等多重困境，凸显出单一教育资源难以应对其复杂问题的现实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辅导员必须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多层次、多维段、立体化的育人模式方能解决学生的问题。辅导员一定要学会“借力”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凝聚集体力量，才能更好地帮助困境学生。

     3、“精准施策 ”，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辅导员应秉持“因材施教”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结合其心理、学业与家庭背景等实际情况，制定精准的干预措施。精准施策不仅是辅导员专业能力的体现，也是育人工作的核心要求。每个学生的问题具有独特性，解决方案应根据具体情况量体裁衣。以A同学为例，他长期遭遇家庭忽视，潜意识中形成了“通过极端行为获得关注”的认知模式。面对此类学生，辅导员应学会“冷处理”，让学生明白过激行为无法解决问题。通过长期引导，帮助学生逐步掌握适当的表达方式，提升其自我调节与情绪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