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昌教授编著的《公孙龙子文献撮要》这部书（与其博士生黎佳晔合撰，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撮要》），经过潜心耕耘数年，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研读之后，发现在资料的收集、内涵的开掘、思想的解读等方面，都有不凡的收获，当是目前关于公孙龙子研究领域的重要之作。

公孙龙子是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著述，特立独行，内涵丰富。与他同时的惠施也属于名家系列，惠施与庄子辩论的记录为人们所熟悉，充满着谐趣。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一直是以儒家作为思想的正统，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成为两汉以来中国思想界与读书人的圭臬，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刻意推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思想界的既定格局。即使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诸子篇》中，对于公孙龙子的评价也是很负面的：“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鸮鸟，非妄贬也。”刘勰贬斥公孙龙子的名辨之学“辞巧理拙”，将其比做恶鸟的鸣放，显然是因为它不利于儒家的正名之说，背离了圣人之道。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种正名思想依然成为某些国学人物的看法，他们将儒学作为国学的正统，其他派别的学说都不入其法眼，这本身就违背了孔孟之道。我觉得儒学的精华，恰恰是那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襟怀与包容。《撮要》这部书，展现了历代关于公孙龙子研究的丰富的资料，进行筛选与撮要，让我们看清楚了这位先秦思想家学说的全部内容，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与阐释，还原历史事实，掩卷思索之余，人们可以得到许多思想资料，引起你的阅读趣味，获得许多哲理启示。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撮要》这部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展示了历代人们对于公孙龙子等名家的解读与研究成果，并加以撮要提示，让资料本身说话。公孙龙子与惠施等名家的思想魅力，在于他们通过诡辩的外表，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引起你对于事物的名实之间、名理之间的重新思考，打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关于名实之间的不一致的矛盾之处，早在先秦的老子与孔子那里，就已经加以讨论，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引起的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也启发了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对于文艺学的构建影响极大。庄子指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庄子•天下篇》）荀子批评：“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对于惠施与邓析等人的名家之说加以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倒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一个说法较为中肯：“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认为名家专决于名而失人之情，缺少人情味，但是循名责实，可以校正名实不符的情状。汉魏三国时期的曹操治国用人，汲取了法家与名家的这一思想，用来辨析名实，唯才是举，反对汉末贵虚名而不任情实的用人路线。魏晋以来，名家思想趋于玄虚，清谈之风盛行，名家由有名走向无名，当时的名士何晏、王弼与夏侯玄等人盛倡无名论，名家与玄学相结合，进入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庄子·齐物论》说：“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指出惠施与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引发的思想，通向解构主义与相对主义，但是有助于人们对于现实权威的解构，启人神思。在魏晋年代，公孙龙子的“白马论”成为名士的谈资，《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公孙龙子名家的辨名析理，成为玄学清谈话语方式，对于解放思想、自由论争的风气功不可没。[笔者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对此论之甚详，可参看]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当时人辩论名理，不仅是‘理致甚微’，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清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中国哲学史里将会有可以比美柏拉图对话集的作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93）宗白华先生还感叹：“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的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美学散步》，P192）其实，刘勰虽然对公孙龙子作了批评，但是他自己的文学评论也采用了辨名析理的方式，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他的文体论分析也是如此：“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刘勰《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构建，与他受到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的启发是分不开的。他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称赞王弼等人的校练名理：“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刘勰指出，正是魏晋时代的玄学的校练名理，使得老庄与孔子并驾齐驱，思想大为解放。刘勰反对曲论，但是论说的重要任务是能够找出对方的毛病而予以驳难。这正是名家所擅长的。可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汲取了名家思想的滋养。

▲本书评刊发于《博览群书》2022年第4期

《撮要》这部书从结构来说，蒐集了从先秦至清代，再到民国、当代的历代关于公孙龙子的研究及其学说的记载，其中的脉络十分清楚，从中可以看到公孙龙子学说演变的轨迹，以及在当代西学背景下的意义激活。我们看到，在长期的中世纪社会，由于经学一统天下，除了六朝特定的时代外，其他历史时期，在主流思想界，公孙龙子被视为异端，尤其是在宋明理学的权力话语体系下，公孙龙子名学的价值被遮蔽，与魏晋时期相比，相去甚远。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的价值，往往是在西学进入之后得到解放与发蒙的。清代子学兴起，公孙龙子的学说受到重视。民国之后，封建专制帝国垮台后，西方现代的学术理念得以植入，于是公孙龙子的学说得到公正的对待，特别是西方的逻各斯主义盛行，理性思辨代替封建迷信与信仰体系而受到追捧，于是古老的名学不再被视为异端，而是作为先秦诸子的一派得到重视与研究。近年来，随着西方语言学对于人文学术研究的启发，公孙龙子的名辨之学涉及的语言功能与思维关系的论述也促进了哲学、逻辑学与文艺学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将公孙龙子的学说及其相关的研究历史加以收集与整理，显得弥足珍贵。正如秀昌的博士导师黄克剑教授指出的：“《公孙龙子》研究的更有价值的成果的获得，或不在于对某一研究模式的执着，而是在于研究者由权衡、比勘以选择自己的致思进路时如何将其陶融而运用于切问切思之一心。”（《公孙龙子文献撮要》，黄克剑序，P5）确实，当今学界无论是引入西方的理论或者是中国古代的理论时，好用臆造而成的模式去对待，在这种时候，与其汲汲皇皇地构建体系与模式，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文献撮要工作。阅读了本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论说与成果，等待着你的思考与判断，再反过头去品读《公孙龙子》，这本身也是一种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之过程。正如秀昌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指出的：“本书遵循文献整理类著述的体例，勉力让文献自身来说话。历代著述，各家观点，统统被置于文献史的舞台上展示后，其高低上下，深浅正谬，自显其相，读者自有分判。”（《公孙龙子文献撮要》，P1079）《文心雕龙·论说》中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刘勰指出，所谓论说，并不是重复现成的结论，而是辨正然否，对于既有的结论进行诘问与怀疑，由现象及于本体，迹坚求通，钩深取极，这才是探讨真理的正确方法。这些观点，既是对于魏晋思想的总结与阐述，也是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来源。而这一切，与公孙龙子等人的名家思想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至于名家思想的局限，当然也不必讳言，但在当今的学界，思想的僵化与缺少独立的品格，构成主要的危险。因此，对于公孙龙子这样的思想家，尤其需要开动脑筋去阅读与分析，而不是接受现成的结论，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我读了这部书的感想。要之，这是一部在当下值得推介的好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济喜                 

▲本书作者孙秀昌

孙秀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存在主义美学、先秦美学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本书作者黎佳晔

黎佳晔，河北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美学研究。

编辑 / 张岳洪

审核 / 裴立超  董世非

终审 / 陈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