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媒介高度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大学生作为网络思政信息的主要受众,其情绪状态在信息认知与接受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系统探讨负面情绪如何影响大学生对网络思政信息的认知加工与偏好选择。分析了大学生常见的负面情绪类型及其心理机制,从而揭示负面情绪对网络信息注意力、理解深度与态度形成的多维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情绪状态如何塑造信息选择倾向与价值认同水平,影响思政传播的实际效果。因此,高校需关注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优化思政内容的情感适配策略,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与亲和力。
关键词:负面情绪、大学生、网络思政、认知偏差、心理机制
1.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平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日益重视网络阵地的建设与运用,通过新媒体传播方式向学生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然而,近年来大学生在接受网络思政信息的过程中,常伴随认知断裂、兴趣低下、抵触情绪等问题,引发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表明,心理情绪状态,特别是负面情绪,在影响学生对信息的认知与接受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负面情绪不仅可能干扰学生对信息的判断力,还可能影响其对思想政治内容的理解深度和价值取向,从而降低思政教育的传播效果与育人成效。
在此背景下,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深入探讨负面情绪如何影响大学生对网络思政信息的偏好与认知,不仅有助于揭示网络思政传播中的潜在心理机制,也对高校提升网络思政亲和力、引导学生形成理性价值判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较早关注情绪与信息认知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体的情绪状态能显著影响注意力分配、信息加工方式与判断偏好。诸如情绪应对理论、情绪-信息加工模型等,均强调情绪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教育传播领域,国外学者多聚焦于情绪对媒介内容选择和价值认同的影响,强调情绪在价值接受中的“过滤器”作用。
国内研究近年来逐渐将情绪维度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框架,尤其是在新媒体语境下,关注大学生心理状态对网络信息接受的作用日益加强。一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常见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愤怒)对学习态度、行为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思政教育领域也逐步关注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增强传播内容的情感吸引力与价值引导能力。但整体而言,将心理学视角、负面情绪因素与网络思政信息认知偏好三者系统整合的研究仍相对较少,缺乏深入的机制分析与结构化的理论支持。
2.心理学视角下的负面情绪解析
2.1 负面情绪的心理学定义与分类
情绪是人类对外部刺激作出的综合心理反应,其中负面情绪(Negative Emotions)是指个体在遭遇威胁、挫折、损失等事件时所产生的不愉快心理状态。在心理学研究中,负面情绪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包括焦虑、抑郁、愤怒、羞耻、恐惧、悲伤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情绪在个体认知、判断、动机及行为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面对社会性信息,如思想政治内容时,负面情绪可能影响学生的接受程度、理解深度和价值认同。
根据基本情绪理论(Basic Emotion Theory),负面情绪具有进化功能,有助于个体规避风险、寻求自保。然而,在信息过载的网络环境下,负面情绪的频发与积压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削弱个体对正向信息的敏感度与开放性,进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产生潜在影响。
2.2 大学生群体常见负面情绪表现
在高校环境中,大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和价值体系建构的关键阶段,其心理状态较为敏感和易变。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就业前景、社会认同等因素共同作用,使负面情绪在该群体中较为普遍。心理测量调查表明,大学生中存在较高比例的焦虑、孤独和无意义感,这些情绪往往表现为逃避型思维、低效社交、网络依赖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意愿的下降。
从心理机制角度看,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具有情境性和持续性双重特点。一方面,特定事件(如考试失败、家庭矛盾)会引发短时高烈度的负面情绪反应;另一方面,部分学生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使低烈度但持久性的情绪困扰形成慢性心理负担,影响其日常学习与生活。
2.3 情绪状态对认知加工的作用机制
情绪不仅是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反应形式,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信息加工过程。根据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负面情绪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干扰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工作记忆保持及深层加工。例如,当个体处于焦虑状态时,注意力更易被负面线索吸引,导致对正向或中性内容的忽视或曲解。
此外,情绪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cy Effect)也表明,个体在情绪低落时更倾向于接收与其情绪状态一致的信息内容,从而形成信息偏好与认知偏差。这种选择性接收与加工机制可能使大学生对网络中的思想政治信息持有抗拒、漠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影响其思想政治认同的发展。
2.4 负面情绪的动态特征与心理调适
负面情绪具有显著的动态变化特点,会随环境刺激、个体状态及认知评价而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变化。短时的负面情绪波动往往属于正常心理现象,但若处理不当,易演变为系统性认知偏差甚至情绪障碍。当前研究表明,具备良好心理弹性和调节能力的个体更能有效应对负面情绪对认知与行为的负面影响。
在高校育人体系中,情绪调适能力的培养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情绪识别训练、正念干预、认知重构等心理干预手段,可帮助学生增强自我意识、调节能力与现实适应力,从根本上缓解负面情绪对网络信息认知的干扰,提升其理性分析和批判思维水平,从而增强网络思政教育的效果。
3.网络思政信息的认知与偏好构成
3.1 网络思政信息的类型与传播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从传统课堂走向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传播场域。网络思政信息广义上包括政策解读、时政评论、价值引导、先进典型、党史国情等内容,传播平台涵盖微博、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B站、抖音等新媒体渠道。此类信息在呈现方式上呈现出图文结合、视频化、互动性强、碎片化传播等显著特征。
相较于传统课堂式教育,网络思政信息更具传播速度快、受众覆盖广、反馈即时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权威性参差、观点多元、信息噪音大等挑战。因此,理解大学生如何认知与选择网络思政信息,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为心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2 大学生网络认知的心理结构
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对信息的加工过程包括感知、注意、理解、记忆、评价与反应等多个阶段。对于大学生而言,其对网络思政信息的认知不仅受到个体原有价值观的影响,还受到传播媒介特征、信息呈现方式及其当时情绪状态的干扰。
在具体认知结构中,首先是感知阶段,大学生会对特定形式的内容(如短视频、漫画、评论)产生不同的注意力分配。随后进入加工与理解阶段,其对信息内容的价值倾向、表达逻辑、情感色彩进行主观解码,并依据自身认知图式进行归类与判断。最终,信息是否被接受或内化,还与其认知负荷、动机水平及情绪状态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大学生多为“数字原住民”,其认知习惯趋于快速浏览与跳跃式阅读,这种“浅阅读”倾向可能削弱其对深层思想政治内涵的理解深度与批判能力。
3.3 信息偏好形成的心理机制
大学生在面对海量网络信息时,往往依据兴趣、信任度、情绪状态等因素进行主动选择。偏好形成的过程既受认知系统的驱动,也受情感系统的调节。在心理机制上,这一过程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是选择性注意机制。受限于认知资源,大学生通常倾向于关注符合自身已有观念或情绪状态的信息,回避认知负荷较重或价值取向与自我不一致的内容。
二是启发式加工倾向。在快节奏的信息接收环境中,大学生更倾向于依赖标题、图片、点赞量等表征性线索快速判断内容价值,这种启发式加工虽提高了效率,却可能导致价值偏差。
三是情绪依附与认同机制。心理学研究指出,个体更容易接受与其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在负面情绪状态下,大学生可能更偏好消极、批判或讽刺性质的信息内容,对积极、引导性思政信息产生抗拒心理。
因此,网络思政信息若要获得青年群体的持续关注与正向内化,必须兼顾信息质量、传播策略与心理契合。
3.4 情绪与价值判断在认知中的角色
情绪作为信息加工的关键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对网络思政内容的态度与判断。积极情绪通常促进开放性思维、增强对正面价值观的接受度,而负面情绪则可能导致认知封闭、强化信息筛选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在价值判断环节,大学生常通过情绪性评价代替理性思辨,例如在面对时政评论类信息时,情绪唤起程度往往高于其对内容深度的关注,进而影响信息的认知加工质量。此时,情绪不仅干扰了信息判断的客观性,也加剧了信息接受的两极分化趋势。
此外,心理防御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大学生的认知过程。在面对与自我观念不一致的思政信息时,部分学生可能启动“认知回避”或“否认”策略,从而导致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度降低。
综上所述,网络思政信息的认知与偏好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判断,而是在认知-情绪交互作用下动态生成。理解这一复杂心理过程,有助于更科学地设计网络思政内容,引导大学生实现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认同”的转变。
4.负面情绪对大学生网络思政信息认知的影响
4.1 情绪状态对注意力分配的影响
情绪是影响个体认知加工的重要变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负面情绪状态,如焦虑、抑郁、愤怒等,会显著干扰注意力系统的运作。大学生在处于负面情绪状态时,认知资源往往会被情绪内容过度占用,导致其对外部信息的注意力分配不均。
在网络环境中,思政信息常以文字、视频、评论等多重媒介形式呈现,对注意力的要求较高。当学生处于负面情绪状态时,其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倾向增强,更容易被与自身情绪一致的信息内容吸引,而忽视或回避带有积极导向或理性引导性质的思政内容。这种注意力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思政信息的初步认知,削弱了其传播的实际效果。
同时,负面情绪还可能造成注意力集中困难,使学生在浏览思政信息时出现跳读、误解或断章取义等现象,进一步阻碍了其对内容的完整认知与深度理解。
4.2 负面情绪与思政内容的接受度关联
大学生对网络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不仅与其政治素养和认知能力有关,也与其当时的情绪状态密切相关。负面情绪往往使个体更倾向于质疑权威、否定现实,表现出较强的心理防御和价值抵触。
在负面情绪影响下,学生对思政信息的评价机制往往偏向消极。例如,对于国家政策类信息,处于焦虑或压抑情绪状态的学生可能更容易产生怀疑、批判甚至排斥心理;而对于主旋律宣传类内容,则可能认为其“空洞”“形式主义”,进而降低接受意愿。
此外,负面情绪还会激发学生的认知偏差,使其更倾向于从负面角度理解信息内容,导致对同一信息产生与现实不符的误读或过度解读。这种情绪性认知偏差在信息传播中常常放大社会舆情的极端化倾向,不利于理性思政教育的开展。
4.3 情绪调节能力与信息解释偏差
大学生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其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成为影响信息加工质量的关键因素。具备良好情绪调节能力的学生,往往能够主动识别和修正自身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从而较为理性地分析和判断网络思政信息。然而,缺乏有效调节机制的学生则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干扰,产生信息解释偏差。
这种偏差表现为三种典型形式:一是认知放大,即对某些细节过度敏感,忽视整体信息框架;二是价值偏斜,即将个人情绪投射至信息立场之上,导致判断失衡;三是归因偏误,即将社会问题简化归因于政府或制度层面,缺乏多维度分析视角。
因此,提升大学生的情绪调节与元认知能力,是保障其理性理解和评价网络思政内容的重要心理支持路径。
4.4 情绪唤起水平对信息加工深度的影响
情绪唤起水平,即情绪强度,对大学生加工网络信息的深度也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情绪-认知交互理论”,中度唤起水平有助于信息的深入加工,而高强度的负面情绪则容易引发个体的“逃避-应激”反应,使其在信息处理过程中转向表层加工,甚至出现认知中断。
在面对网络思政内容时,若信息本身引发了学生较强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悲观、无力感),其更可能选择停止阅读、快速划过,或在社交平台上进行非理性评论,形成所谓“情绪化舆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学生加工深度的降低,也暴露出网络思政传播与情绪共鸣之间的张力。
同时,若网络思政内容未能有效引发认同情绪,或在传播过程中忽视大学生的情感需求,也将导致其加工深度不足、印象模糊、态度冷漠,削弱教育效果。因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在设计网络传播内容时,需兼顾认知负荷与情绪感知,促进信息的有效吸收与正向转化。
5.负面情绪对大学生网络思政信息偏好的影响
5.1 偏好选择的情绪依赖性机制
大学生在面对网络思政信息时,其偏好形成过程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判断,而是深受当下情绪状态的调节与驱动。负面情绪会改变学生的信息评估标准,使其更倾向于接收情绪调性相近或能引发共鸣的内容。这一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情绪一致性偏好”(Mood-Congruent Preference),即个体在低落、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下,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情绪相契合的信息,从而寻求心理认同与合理化解释。
在网络环境中,这种情绪依赖性偏好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在情绪低落时,大学生可能更容易偏好批判、讽刺、冷幽默等风格的时政表达形式,而对理性引导类、积极宣传类的思政内容产生距离感,甚至情绪排斥。这种偏好导向反映了学生对思政信息接收路径的非理性选择倾向,进而影响其政治认同与价值立场的建构过程。
5.2 负面情绪与价值趋避心理
负面情绪不仅影响信息的选择倾向,也会在潜意识层面激活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趋避心理”机制。具体而言,处于负面情绪状态的大学生更容易对权威性、集体性、理想化等价值要素保持警惕甚至排斥,而倾向于接受带有怀疑、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信息内容。
这种心理机制背后是情绪对价值判断的干预。当学生在学业压力、人际冲突、自我认同危机等负面体验中挣扎时,容易将自身困境投射至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产生价值错位与认知偏移。这时,即使思政信息本身具有逻辑严密与事实支撑,也可能被贴上“说教”“脱离现实”等标签而被主动回避。
因此,情绪状态不仅是内容偏好的表层表现,更深层次地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思政接受度。高校在网络思政内容构建中,需从情绪通达角度切入,以实现从心理契合到价值认同的转化。
5.3 情绪影响下的信息形式与风格偏好
除了内容偏好外,负面情绪还会显著影响大学生对信息呈现形式与风格的偏好。研究表明,情绪状态会影响个体对媒介特征的敏感度。在负面情绪状态下,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短小、直白、情绪张力强的表达形式,而对逻辑性强、理论性重的思政内容产生接受障碍。
例如,相较于传统文字推送,大学生在负面情绪状态下更容易被“爆款”标题、视觉冲击力强的视频、带有情绪共鸣的弹幕评论所吸引。这一偏好结构使得传统主流表达方式在情绪干扰条件下传播效果减弱,倒逼思政内容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出适应性优化。
更进一步,学生在负面情绪中往往偏好使用“标签化”、“情绪化”、“自我中心化”语言风格的信息,如带有“我就是不信”“感觉又在洗脑”之类表述的信息内容更易激发点击与传播。这种趋势对思政教育提出挑战:若不能掌握学生情绪状态与表达偏好的动态联系,就难以实现传播内容与受众心理之间的精准对接。
5.4 负面情绪下的社交从众倾向与信息选择
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偏好还常常受到群体互动与社交从众效应的影响。大学生在负面情绪状态下,个体判断力下降,社会认同需求增强,更易产生从众性信息偏好,即倾向于相信群体中流行的信息内容,而非基于理性独立判断。这种情绪诱发的社交从众,常表现为对热点评论、大V观点、群体情绪导向的盲目跟随。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常通过点赞数、转发量、弹幕评论来快速判断某条信息的“可信度”与“热度”,并由此建立偏好选择标准。这种情绪-社交双重驱动下的偏好机制,不仅可能导致学生陷入信息茧房,还容易被带有强烈情绪渲染色彩的非主流观点所影响,从而降低思政信息的权威性与信服力。
因此,思政工作者在进行网络内容设计与引导时,应考虑情绪影响下的群体性心理特征,强化主流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情绪共鸣能力和互动引导机制。
6.应对负面情绪影响的网络思政教育优化策略
6.1 构建情绪感知导向的思政内容设计机制
当前网络思政教育在内容设计上普遍存在“灌输式”、“理论化”的倾向,缺乏对学生情绪状态的精准回应,容易导致教育效果弱化。在负面情绪普遍化的背景下,应强化思政内容对学生心理状态的“感知力”。
一方面,可借助自然语言处理(NLP)、情绪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在社交平台、校园论坛、学习平台中的言论进行舆情情绪分析,动态掌握主流情绪波动趋势,及时调整传播策略与主题重心。另一方面,在内容创作中,应以“情绪触点”为切入口,通过讲述具有现实共鸣感的情境化故事,激发学生的情感联结,进而引导其进入理性认知的逻辑链条。
例如,当学生普遍处于焦虑或压抑状态时,可以适度调整传播语境,增加温情类、励志类、共情型思政内容,使其先在情绪层面获得认同,从而打开认知通道。这种由情绪感知引领内容传播的路径,有助于缓解负面情绪对认知与偏好的干扰。
6.2 优化传播形式以适应学生情绪偏好
面对学生在负面情绪影响下对信息呈现方式的特定偏好,思政教育应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逻辑,优化表达形式,提升内容接受度和情绪匹配度。
一是轻量化表达。在保证内容科学性和严肃性的基础上,适度采取短视频、信息图、弹幕讲解、微话题推文等形式,满足学生在情绪低谷时期的“轻认知”需求,降低其心理接受门槛。
二是叙事风格人性化。避免僵硬生硬的说教式语调,转向更具亲和力的讲述型、互动型、幽默型表达方式,使思政话语在情绪层面更具吸引力和亲近感。可适当融合对话体、第一人称讲述、生活化语言等策略,增强学生的情绪共鸣。
三是增强学生参与感。鼓励学生参与内容共创,例如拍摄自己的价值观短片、发表思政观点的短文、参与校园正能量挑战赛等,提升他们对思政内容的认同和归属,从而构建“情绪-认知-行为”一体化的教育闭环。
6.3 加强大学生情绪调适与心理韧性建设
网络思政教育若想真正突破情绪障碍的干扰,必须将学生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作为底层支撑工程。一方面,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进行系统整合,开设专门的“情绪调适”课程或专题讲座,帮助学生理解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掌握基本的情绪识别与调节技术。
另一方面,应在校园内搭建常态化、开放式心理支持平台,如线上情绪表达社区、情绪支持AI机器人、情绪引导型思政播客等,构建“随时随地可获得”的情绪调节支持系统。通过提升学生情绪韧性,可以在根本上减少其对思政信息认知与偏好产生负面干扰的概率。
此外,可定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正念训练、情绪剧本互动等活动,将认知与情绪训练相结合,提升学生面对冲突性信息时的心理整合能力与认知自控水平。
6.4 构建思政教育与心理教育协同机制
情绪影响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单一的思政教育难以全面应对大学生情绪偏好所带来的复杂干扰。因此,应构建跨专业协同机制,实现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推动“心理—认知—态度”路径下的综合育人。
高校可设立“网络思政心理干预小组”,由心理咨询教师、思政教师、数据分析人员联合参与,共同研判学生情绪状态与价值引导状况,形成数据驱动下的教育干预模型。同时,可将情绪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模块,培养学生的“情绪意识”“情绪素养”,为其形成稳定的认知风格与价值偏好提供心理基础。
此外,在大学生发展中心或学生工作部设立“情绪影响思政接受度”调研专岗,通过长期跟踪、情绪画像与问卷反馈,积累本校学生的情绪偏好与思政传播数据,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干预模型与教育资源库。
河北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研究课题(题目: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策略研究;课题号:WLSZ2024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