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声音，是我最早的启蒙读本。

    那时我尚不识字，却总爱偎在她怀里，听她念那些印着彩色图画的“大书”。她嗓音不算清亮，却自带一种熨帖的魔力。念《丑小鸭》时，尾音会轻轻发颤，仿佛我真能触到那只灰绒小鸭背上的露水；讲《豌豆公主》时，又会刻意放轻呼吸，让我也跟着屏息，去感受二十层鸭绒被下那颗调皮豌豆的微妙存在。我的小手指总忍不住去戳画页上鼓起的气泡，仿佛下一秒就能钻进书中的梦幻世界。母亲每晚在灯下为我诵读的那些文字，恰似一簇簇带着温度的星辰，就这样在我心里悄然播下了第一颗关于文学的火种。

    小学课堂的桌椅棱角分明，藏匿着我偷偷翻阅的秘密。当同桌还在为拼音发愁时，我迫不及待地把课本垫在下面，翻看从表姐那儿借来的《窗边的小豆豆》。电车教室的玻璃窗上还映着阳光，我盯着书页上画着的小豆豆趴在窗边的模样，指甲也不自觉地在课桌上画着同样的弧线。

    我当时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躺着读书。小学的时光一直很惬意，放学后回到家，暮色划过窗棂，我便歪歪扭扭地躺在那拿几本闲书来看。我迷迷糊糊着，偶尔就会直接睡过去。妈妈的叮嘱则像是按时敲响的钟，每日准时来纠正我这习惯。如今我已改去了这坏毛病，可每每回想起，不禁感触，那书页里的风景，妈妈温柔的提醒，一起在心底织就了我儿时的精神经纬。

    那时候冰心先生的散文集也是我书包夹层里的常客，当时还小，读得浅薄，只记得那些写海的文章总让我想起老家的港湾。我虽然没见过真正的异国湖光，但“海水蓝得像最深的矢车菊”这样的句子，让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也跟着变得清澈起来。记得那时还读了许多写给小孩子的书，现在也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名字了。翘首回望，那些当初不以为意的被翻得起了毛边的书页，似乎在悄悄编织着我小小世界的精神地图。

    初中的抽屉锁不住少年的心事，我的阅读便带上了一丝不自知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我读的书更杂了，也常在日记本上抄录大段大段自以为孤峭成熟的句子。然而到了高中，这般散漫的、自以为是的阅读感觉，便被一种全然不同的气象所替代了。

    这转变，源于我的语文老师。

    她与我们想象中温润如玉的国文先生大相径庭，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孩，性子也总是匆匆忙忙的，像一只总在赶路的鸟儿。可就是这样一位似乎与这个沉静学科“不搭边”的老师，却会在课堂间隙，偶尔给我们讲《红楼梦》里的细节，一些我不曾注意到的细节。幼时我虽草草读过，却只当是个模糊的才子佳人故事，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如今经她的一点点拨，重新来了兴致。

    我鬼使神差地翻出落满灰尘的《红楼梦》，才发现大观园里的海棠诗社不只是风花雪月。当读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窗外的梧桐叶正沙沙作响，我忽然懂了什么是繁华背后的苍凉。宝玉摔玉时的决绝，黛玉葬花时的颤抖，原来都是对命运最诗意的反抗。

    高二的雨季，我遇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硬壳封面硌得我掌心发疼，拉斯柯尼科夫，他的焦灼，他的狂乱，他那种属于穷困青年的、尖锐而又迂腐的思辨，像一场高热，隔着纸页传染给了我。我似乎被裹挟进了彼得堡那黏湿、闷热的街道，走进了他那间如同棺材般的斗室。我读得头晕目眩，手心出汗，仿佛自己也与拉斯柯尼科夫一同参与了那场骇人的谋杀，并将那赃物藏在墙洞里，时刻承受着良知的啃噬。合上这本书，总会有片刻恍惚，仿佛从一个血淋淋的梦里醒来，重返人间。或许，正是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让我对他的印象如此深刻。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学总是匆匆忙忙的，也很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假期得空，我便挑两本拿来看。上个暑假，由长安的荔枝改编的电影正风靡一时，我看了他的原著。这本书很短，几天时间就读完了。记得这本书刚开头，迎面便扑来一股盛世的繁华气与小人物的辛酸气。我好似看见了那条从岭南到长安的、用无数快马与性命铺就的驿路，看见了那“一骑红尘”背后无数的被碾碎的希望与生命。随后，我又带着这种心气去看了电影，不禁感慨这真是一部好的作品。这哪是岭南的荔枝！它跨越千年，照在了如今职场上每一位心酸的底层人员身上。

    合上书页，暮色正好，夕阳的光慵懒地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温暖的光斑，我已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景。刹那间，我恍惚着，从母亲念给我听的《丑小鸭》与《豌豆公主》开始，到后来与书籍相伴的种种，这十九年的光阴，竟是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来的。有些儿时尚未读懂的句子，会在我生命中的某个特定场景中骤然闪现在我的脑海，告诉我它真正的含义，完成阅读的完美闭环。它们像一条沉默而丰沛的河流，静静滋养着我的生命。我知道，我还会继续读下去，在这条由文字铺成的长路上。路的尽头是什么，我并不清楚。或许，它本就没有尽头。而我，只是一个心甘情愿的、永远在路上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