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里，书籍总是来来去去，像候鸟般依着季节与心境的变换而迁徙。唯独有一本，自三年前的那个秋日下午悄然栖落后，便再未挪动过位置。它总是斜斜地靠在案头那盏黄铜旧灯的下方，素雅的封面是雨过天青的底色，上面疏疏落落地缀着些墨线勾勒的菖蒲、芭蕉与一方小亭，不争不抢，安安静静。书脊上，一行瘦金体的字——《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它走进我生命的那一刻，并无任何传奇色彩。那时节，我正陷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倦怠里。多年的文学生涯，使我像一架磨损的留声机，反复播放着他人与自己的悲欢，最初的震颤与悸动，早已在技巧的纯熟中变得稀薄。我写下的文字，精巧、工整，符合一切关于“文学”的预期，却唯独少了那份与皮肉相连的热气。我仿佛一个站在自身生活之外的旁观者，冷静，却也无趣。那是一个连天阴雨后的短暂放晴，稀薄的、金箔似的阳光，勉强穿过窗格，在地板上投下几方恍惚的、欲说还休的光斑。我立在顶天立地的书架前，目光掠过那些或辉煌或沉重的书脊——但丁的深渊，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草原，曹雪芹的大观园——这些人类精神的巍峨殿堂，在那一天，却只让我感到一种隔膜的、令人疲惫的崇高。我的指尖拂过它们，像拂过一片精神的荒原，心里空落落的，汲不出一滴清泉。

便是在那时，我看见了它。它挤在两部砖头似的学术论著中间，谦逊得像个误入华堂的布衣。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将它抽了出来。入手是轻的，仿佛没有重量。我随手翻开，目光落在一行字上：“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那是汪曾祺先生的句子。刹那间，像有一道极细却极温暖的光，猝不及防地，刺破了我心外围积的、冰层似的倦怠。我捧着它，回到那张堆满稿纸与残茶的旧书桌前，就着那盏灯昏黄的光，读了下去。

这一读，便像推开了一扇久闭的、通往自家后院的门。门里，没有高头讲章，没有主义与纲领，只有一群熟悉的长者，围坐在一炉融融的炭火边，絮絮地，说着些关于“生”的体己话。史铁生在地坛的寂静里，聆听蚂蚁的思考与露珠的轰响；汪曾祺在昆明的雨里，想念着一盘带着泥土腥气的菌子；梁实秋饶有兴致地描摹着北平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调里都带着油汪汪的香气；丰子恺用毛笔画下“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的意境，简净的线条里，是绵长的人情……他们的声音，各不相同，或沉静，或诙谐，或温润，或朴拙，却汇成了一曲奇妙的合唱，那主旋律，便是对这平凡人间的、深切入骨的眷恋。

我忽然便想起了许多年前，外婆家那只青瓷的粥碗。碗是极普通的，边缘有一处被岁月磕出的小小缺口，釉色也已有些晦暗。但每逢冬日清晨，外婆将一碗刚熬好的、热气腾腾的白米粥端到我面前时，那粥的暖意，便会透过碗壁，一丝丝地，熨帖到我冰凉的掌心。那暖，不烫，只是温润地、持久地浸润着，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去，足以抵御一整个冬天的严寒。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于我，便是这样一只青瓷的碗了。它盛着的，并非什么龙肝凤髓，珍馐美馔，只是人间最寻常、却也最养人的五谷——那是对生活本身，最质朴、最深切的眷恋。它在我最感精神饥渴的时刻，给了我一场扎实而温暖的哺育。

这眷恋，首先是从“看见”开始的。我们这时代的人，目力大抵是退化了，或者说，是被“有用”与“效率”这两块粗糙的磨石，给磨钝了。我们看一朵花，急于分辨它的科属、花语，或是盘算着如何将它拍成一张能在社交网络获取赞美的图片；我们看一片云，脑中浮现的或许是气象学的名词，或是几句被引用得失去了原初光泽的、关于漂泊的诗句。我们何曾真正“看见”过一株草在微风中的那一次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摇曳？何曾“听见”过一片云在天空这块巨大画布上流徙时，那无声却磅礴的交响？我们的感官，被过量的信息与功利的目的塞得满满当当，反而失去了那最宝贵的、空灵地接纳万物的能力。

书中的诸位先生，却都生着一双“慧眼”，一双被清水洗过、被童心点亮的眼。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一盘野菜，一碗汤，竟能品出山川的灵气与四时的流转。他写故乡的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吱”的一声，何等寻常，又何等神奇！它不是一个拟声词，而是一把钥匙，瞬间开启了一个声色香味俱全的、活色生香的世界。他是在用舌头，更是在用一颗活泼泼的、毫无滞碍的心，去亲吻这有情的人间。而史铁生先生，在那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地坛里，看到的又何尝只是草木？他看见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看见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看见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他是在用被命运囚禁的身体，感知着天地间最自由的生命的喧哗与寂静。这哪里是观察，这分明是一种交融，一种对话，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物我两忘。他们的眼，他们的心，是敞开的、澄明的，于是万物便都欣然入住其间，各得其所，各显其真。

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觉得自己的眼睛，也被他们用清亮的泉水，轻轻地、反复地擦洗了一遍。那层由知识、概念与功利心凝结成的雾翳，渐渐褪去。我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子，在我那被书籍与文稿挤占的、看似贫瘠的生活里，重新学习驻足，凝视。譬如，我开始真正地“看见”书桌旁那盆陪伴我多年的绿萝。从前，它于我，只是一团模糊的、用以点缀案头生机的绿色。如今，我却会俯下身，细细地看它新生的、嫩黄的叶芽，如何怯怯地、又无比坚定地，从老叶的庇护下探出头来，像一个个初来乍到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问号；看午后的阳光，如何穿过它心形的叶片，将那绿色照得透明，叶脉像最精细的地图，蜿蜒着生命的秘密与水流的痕迹；看我用喷壶洒下的水珠，如何在叶面上聚了又散，滚来滚去，像一些说不出口的、晶莹而易碎的心事。这般看着，心里便生出一种极安静的、近乎禅悦的喜悦。这喜悦，不来自任何功利的获得，不指向任何意义的阐释，它只源于“看见”本身，源于我与这一片小小的绿意，在这一刻，达成了无言的、温柔的共在。我才恍然，苏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其真谛或许并非时间的拉长，而是在这静观的片刻里，生命的密度被无限地增厚了。原来我们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这样一双“家常的”、懂得眷恋的、愿意为之停留的眼睛。

然而，人间的滋味，又岂止是甘甜？这本书最教我动容的，是它在直面生命的残缺、离散与必然的终结时，所透出的那种宽厚而坚韧的、近乎悲悯的底色。史铁生先生谈他的病，谈生死，语气是那样地平和，甚至带着几分自嘲的幽默，仿佛在说一件别人的、不甚紧要的旧事。“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这样轻描淡写地概括自己。可那平和的底下，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挣扎与了悟，我们只能从字句的缝隙里，窥见那曾灼伤灵魂的烈焰的余温。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读至此处，我每每要掩卷默然，良久方能释卷。这并非一种消极的、无可奈何的等待，而是一种将“生”与“死”都安放妥当之后的大从容，是勘破了的生命真相。他将那沉重的、人人避之不及的“死”，轻轻推开，为的是给“生”腾出更广阔、更明亮的空间来。于是，他才能在地坛的寂静里，听见那么多热闹的生命声响；才能在轮椅的局限中，神游于无垠的天地，与古今的灵魂对话。他的眷恋，是包含了“死”这味苦药的、因而显得更为醇厚与真实的眷恋。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中国古代的文士，如苏东坡。他一生颠沛，乌台诗案，贬谪流离，从黄州到惠州，直至天涯海角的儋州，人生的苦酒，他可谓饮了一杯又一杯。可他能在黄州偏狭的寓所里，夜游承天寺，看庭中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与友人漫步其中，觉得“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闲人”二字里，有几分自嘲，几分落寞，但更多的，却是一种从政治泥潭与个人不幸中超脱出来的、与明月清风共存的旷达。他又能在初到海南，瘴疠之地，衣食无着时，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这样将异乡作故乡的、惊世骇俗的句子。他们的生命，仿佛一口极深的井，苦难的巨石投下去，激起的不是绝望的泥沙，而是清冽的、可以滋养心灵的泉水。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里的文字，便都带着这般泉水的甘洌。它不回避人生的苦，但它更懂得，如何从这苦里，提炼出甜的因子，如何将一片精神的废墟，经营成一座可供休憩的、开满野花的花园。

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苦”。写作陷入瓶颈时的枯索与自我怀疑，人际交往中难免的龃龉与误解，对于未来前路时而泛起的迷茫与焦虑……这些曾像藤蔓般缠绕我、消耗我的阴影，在书中那片广袤而温暖的人性光照下，似乎也缩小了，淡去了，还原了它们本来的尺寸。我学着将它们看作生命风景里必然存在的部分，如同山水画中的“留白”与“皴擦”，没有了它们，画面反而显得平板、单调，失去了深度与真实。我不再急于驱散这些阴影，而是试着与它们和平共处，看看它们究竟想告诉我些什么，它们在我的精神地貌上，刻下了怎样独特的纹路。这并非妥协，而是一种更深的理解与接纳，是一种“日日是好日”的禅机在俗世生活中的实践。是这本书，教会了我这种“眷恋”的辩证法——真正的眷恋，不是只爱它的晴日与花香，而是连它的风雨与泥土，连它的残缺与遗憾，也一并深情地拥抱。

这本书于我，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意义，便是重新唤起了我对于“人间烟火”的、近乎神圣的深情。我们谈论文学，谈论思想，常常不自觉地走向高渺的云端，沉醉于构建精巧的符号与宏大的叙事，却忘了文学最深厚的根系，始终是扎在人间烟火里的，是从一碗饭、一瓢饮、一声吆喝、一缕炊烟里生长出来的。书中诸位先生，无一不是此间的高手。汪曾祺先生自不必说，他笔下的吃食，是有性情，有魂魄的，他能从一味普通的食材里，吃出文化的传承与地域的风土。老舍先生写北京的年节，那祭灶的糖瓜如何粘住灶王的嘴，那除夕的饺子如何包进去岁的祈愿与新岁的盼望，那庙会里摩肩接踵的热闹如何将个体的欢欣汇成一片民间的、朴素的海洋，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对这凡俗生活的、近乎虔诚的热爱。那是一种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结结实实的欢喜，是“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中国式的生活美学。

这让我不能不遥想古人。南宋的林洪，在《山家清供》里，记录下一道道看似清淡、实则意蕴悠长的山野菜肴。他将普通的梅花瓣与淘米同煮，名曰“梅粥”，吃的是风雅；将荠菜与鸡汤同煨，品的是山野之鲜与人间至味的交融。这哪里是食谱，这分明是一卷用味觉写就的、对自然与生活的赞美诗。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得更直接：“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这“淡”，并非寡淡，而是历经绚烂后的沉淀，是万物本真的、最持久的滋味。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里的烟火气，正是承接了这般源远流长的、中国文人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

这浓浓的烟火气，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门里，是我在江南水乡外婆家度过的童年。最盼的，便是过年。一进腊月，空气里便弥漫开一种甜暖而忙碌的气息，像一坛渐渐发酵的米酒。外婆会亲手做年糕。将浸透了一夜的糯米，一勺勺舀进那口沉重的石磨的孔里，我则总是抢着去推那磨棍，小小的身子几乎要吊在上面，一圈，又一圈，看乳白的米浆，汩汩地从磨缝里流出，汇聚到下面的木桶里，像一条小小的、安静的、流淌着希望的河。蒸年糕的那天，是整个腊月里最盛大的典礼。灶间里白汽弥漫，暖烘烘的，混着米粮特有的、朴实的香气。外婆在雾气里忙碌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我眼中，竟有了一种执掌着家族福祉的、女神般的庄严与温柔。那刚出笼的年糕，雪白，滚烫，冒着足以融化一切寒冷的热气。外婆总会先切下一小块，吹凉了，递到我手里。蘸上一点点碾碎的白糖，咬一口，是软糯的、纯粹的、属于土地的、足以慰藉一整年漂泊的甜。那种甜，连同灶火的噼啪声，外婆手心的粗糙与温暖，以及满屋子亲戚邻里的欢声笑语，一起深深地沉淀在我生命的味蕾上，成为我最初关于“眷恋”的、永不褪色的记忆底片。

然而，这些年，我似乎把这味道给忘了。生活在以光速前进的都市，一切讲究效率与便捷。年糕是超市里真空包装的，规整，却失了手工的拙趣与等待的温情；饺子是冰箱里速冻的，随时可取，却少了全家围坐、笑语包捏的那份仪式感；连一年一度的团圆饭，也时常在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的餐馆里草草解决。我们得到了便捷，却好像丢失了某种在缓慢的、亲手制作的、与土地与时光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温暖的“魂”。我们吃得越来越精致，味蕾却越来越麻木；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内心却越来越空泛。是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像一位温和而睿智的长者，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拍了拍我的肩，将我唤回到那氤氲着真实烟火气的厨房，那充满了人情味的餐桌旁，让我重新辨认出那条通往精神原乡的、散发着米香的道路。

我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复刻一些微小的仪式。在周末不必赶稿的清晨，我会为自己熬一锅慢火的白粥。选用上好的新米，淘洗后，加足量的清水，先以武火煮沸，再转为文火，任其在灶上轻轻地、咕嘟咕嘟地低吟。看米粒在清水中缓缓舒展，像一群沉睡的精灵渐渐苏醒；看汤液渐渐变得稠滑，泛着珍珠般温润的光泽。空气中弥漫开的那种安详的、足以安抚一切都市焦躁的香气，便是生活最本真的味道。我也学着，照汪曾祺先生文章里提及的，去做一道极其简单的拌菠菜。将菠菜洗净，在滚水里焯得恰到好处，捞出，用纱布细细挤去多余的水分，斩成茸泥，与香干的细末、新炒的、喷香的芝麻一同拌匀，最后淋上几滴小磨麻油。整个过程，心是静的，手是稳的，仿佛在进行一个微小而郑重的、与自然馈赠对话的仪式。当那碟碧绿生青、清香扑鼻的菜最终端上我那小小的餐桌时，我感到的不仅是一道菜的完成，更是一种与生活本真的、亲切的握手言和。这些细碎的、家常的劳作，竟有一种奇异的疗愈力量，它将我从虚浮的思绪与概念的迷宫中被有力地拉回，让我重新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感受到一种“活着”的、扎实的、可触可感的喜悦。

这本素朴的书，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的案头，像一位沉默的良师，又像一位熟稔的、可以彻夜长谈的挚友。它没有给我任何宏大的答案、终极的真理，却为我点亮了一盏灯，一盏足以照亮脚下平凡路途的、温暖的、名为“生活”的灯。它让我明白，文学的最高境界，或许并非一味地构建空中楼阁，追求主义的先锋与形式的奇崛，而是深深地、谦卑地扎根于这人间烟火，从中发现诗意，提炼哲思，最终反哺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所谓“眷恋”，便是对这日常的、有缺憾的、时而令人困惑的、然而又无比珍贵的人世，投以最深情的凝视，并用我们的笔，我们的心，将这转瞬即逝的温暖，凝固成永恒的形式。

窗外，夜色已深得像一泓幽潭，远处的街灯，在湿润的空气里，晕开一圈圈朦胧的、蛋黄似的光环，像无数只温柔的、守望着归人的眼睛。我合上书，指尖仿佛还残留着纸页的微温与墨香。心里的那间屋子，不知何时，已生起了小小的、却足够温暖的炉火。那光，不耀眼，不炽烈，只是恒久地、温存地亮着，足以驱散所有的清冷与昏暗，足以让我有勇气，继续在这人间的长路上，且行且歌。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这眷恋，是青瓷碗里白粥的温，是绿萝叶上目光的影，是地坛里一声虫鸣的静，是笔下流淌出的、带着体温与呼吸的文字，是这深夜里，一盏灯与另一盏灯，跨越了时空的、无声而长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