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变形记》

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从心理学上说，羞耻是个体因为自己在人格、能力、外貌等方面的缺憾，或者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和社会常态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

从哲学上来说，价值属于关系范畴；从认识论上来说，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

变形之前，格里高尔自然是不会产生羞耻心理的。首先，它在外貌、思想各方面都是一个普通的正常人，并无明显的缺陷；其次，它的客体价值是较高的：在公司中任劳任怨、五年没请过病假；在家里是经济支柱，为一家人带来了悠闲惬意的生活。外界事物的表现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有用”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客体价值较少受到肯定。经理在它没有去上班时批评它一反常态“突然闹起脾气”，暗指它有意携款潜逃；家人对格里高尔的奉献习以为常，“家人感激地接过钱，它也乐意拿钱回来，但这其中却不再有特别的温情”。虽然客观上格里高尔是一个高利他性的、高客体价值的人，但受惠于它的价值主体却常常打压、漠视它的付出。所以，格里高尔本人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有用”，这会加重它的奉献心理，它总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同时，这也会让它容易找不到存在感。

这也就意味着，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一定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外貌羞耻是其次，客体价值消失的羞耻才是主要的。它完全不能为公司创造任何一点经济收入，不能帮父亲还债，不能让家庭继续保持幸福悠闲的生活，这会导致它失去家人那少得可怜的爱与感激，或者说失去被家人依赖的感觉。

《资本论》中提到，劳动具有物化人类性质的特殊性质。在劳动中我们自然会被物化，然而在劳动以外我们最好作为人生活。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平衡点，普通人们会逐渐成为普通效益单位——而不能称为人。格里高尔在社会的长期物化之下也形成了对自己的物化心理，这也是为什么它会产生羞耻感。而这样的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也说明卡夫卡的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建立起主体价值呢？我们如何避免格里高尔的悲剧？我们如何让普通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社会上，我们需要摒弃唯功利价值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给我们带来了各种鄙视链。不是坐办公室的便不够“体面”，所以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追求孔乙己的长衫，最后想脱却也没有勇气。读书和功利绑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好学历代表好工作，然而如今这场生存游戏进入了存量时代，事实上，学历已经不能再代表工作质量了。可是文化上我们依然保留着十年前的导向，这限制了普通人的发展方向——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争一块越来越小的饼，请问我们每个人能吃到多少？

所以，摒弃唯功利价值论，看到其他方向的生存空间，也看到人自身的价值——只要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伤害他人，我们就不应该批评他们的追求无“价值”。“能赚什么钱？”这种质问扼杀了多少人心中的绮丽梦想和柔软的道德感？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让多少人变得冷漠自私？我们能不能至少先有一个文化上的转变来减轻我们的生存焦虑？

个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关注自己的主体价值。试着关注自己的独特性：我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笑声和别人有何不同？我偏爱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当你有意识地把自己当一个人来看待，就很难落入自我物化的陷阱。

父母常常告诉我们“别说那些没用的”，他们似乎很少给我们除了成绩、业绩之外的鼓励。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的观念是时代的观念，要改变不是易事，所以才需要我们自己对自己多一些鼓励和关爱。如果你能靠自己把魔方还原，这是一件值得嘉奖的事；如果你能主动把桌子收拾整洁，这是一件值得嘉奖的事；如果你能给自己和别人扎出好看的发型，这也是一件值得嘉奖的事……

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自己肯定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价值不由利他性唯一决定，我们的价值里也有着我们自己的性格、喜好、习惯、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