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的清华读书记

题记：夏鼐（1910.2.7—1985.6.19），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夏鼐先生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于1939年获博士学位。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十分重 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本文改编自胡一峰《夏鼐清华读书法》，根据栏目需要有删节。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种。

    当时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各位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 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唯“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全部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 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 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夏氏读书三法”。

    一为“循序推进法”，即制定周密阅读计划，有条不紊地扩大阅读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预备读50部以上”书籍。实际上，日历刚翻 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可谓“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到，“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 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 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二为“同题比较法”，即把相同主题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1932年5月，夏鼐阅读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以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 国史》做比较，发现两书材料相同，章节布局有所区别，金著“条理似较清晰”。读芍唐居士的《防海纪略》时，夏鼐感觉此书内容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的 《洋舶征抚记》相似，就找来后者，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果然抄袭之痕显然”。阅读外文原著时，夏鼐会找到中译本，边读边校。比如，读拉斯基的《共产主义 论》时，即以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读科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以“吴某”译本校对，结果发现“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 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功夫”。（“吴某译本”应为吴献书所译《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书初版于1923年，是共学社丛书的一种———笔者注）同题比较的读书方 法，增强了夏鼐读书的问题意识，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得到指导教师蒋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荐给《清华学 报》，应有得益于他科学的读书方法之处。

    三为“广收博览法”，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 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 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 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 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此外，夏鼐在读书过程中，并不“尽信书”，而是深入思考，对有收获处击节喝彩，对有疑问处大胆提出个人观点。如1932年3月，夏鼐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 论》，在日记中摘录了书的要点，并写到：“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读了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虽然陶的社会史研究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夏鼐却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划分社会史采用的是波格丹诺夫（A. 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会发展史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先资本主义时代等几个时期。”但是陶希圣“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 ‘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 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时光过去80多年了，较之夏鼐读书的时代，传入中国的外来学说既多且杂，以外来理论解释本土问题者亦不断加增，广览西学典籍，探其本意，守我文化根基，独立判断，正是今天为学者所应努力处，这或许是今天我们阅读《夏鼐日记》所应有的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