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年—1754年12月11日），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 ，祖籍浙江温州  。清代文学家。

吴敬梓早年生活豪纵，初入学为生员，后屡困科场，家业衰落，经历世态炎凉之苦。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晚年研究经学，穷困以终。精熟《文选》，工诗词散文，诗赋援笔立成。著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等。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下，士阶层具有其特殊性。作为统治阶级的最末端，他们承担着上层与平民之间的黏着剂的作用，掌握着封建道德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深刻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同时，其独特的社会性格还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面貌与倾向。然而，由于士阶层脱离物质生产，且始终是统治阶级的附属品，其安身立命的资本只是飘渺的“社会道德基础”和统治者的 意志。而当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由始至终的附属品的士也曾也并不可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甚至一步步走向腐化和堕落。

《儒林外史》便是这样一部以明清时期的士阶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作者吴敬梓从生活经历和经验出发， 站在历史 的高度，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对八股科举制进行猛烈的批判。书中最出名的人物即是以周进、范进、匡超人为代表的一些“假士子”，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 扭曲与堕落。然而，作为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之成功并不止于 对儒林丑类的攻击和谩骂，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人文关怀的吴敬梓，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 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里塑造了一系列深受八股取士理念下的科举制度迫害的可悲可叹可恨可怜的知识 分子形象，而性格 洒脱、卓尔不群、自葆高洁的王冕则是他们的反面。在智识层面上，王冕智识的经世致用性便将其与八股腐儒们拉开距离。其次，王冕身上具有儒家自先秦时期便一直被强调的思想根基之一：孝道。在相传孔子所著的 《孝经》中便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阐述。王冕少年失怙，对贫穷寡母是无比尊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自然是让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浸染的吴敬梓所推崇的。

王冕高风亮节、嵚崎磊落，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格魅力，无疑是最使作者倾心的。他不受名利、权势的引诱和威胁。在多数士人泯灭人性，汲汲营营，顺着八股取士的道路前仆后继地成为君主专制的附庸品时，王冕对“失学”一事反应淡然，甚至乐于去放牛，并很快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山水之间，执笔画荷花，寄情于山林，没有丝毫愤懑和不甘。王冕洒脱型的理想人格，是吴敬梓对魏晋遗风之追忆的精神写照。

吴敬梓作为深深浸透传统儒家思想的典型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精神与文化的重建寄寓于《儒林外史》中，将历史的构想与真实相融合，向着那更高更纯粹的三代，建构他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呼应着宋明以来儒家乡村社会的理想蓝图，更吸引着无数有志于整顿与改革社会秩序的传统士人。

作者也试图找到解决士阶层道德扭曲的方法，试图通过一批典范人物的示范作用，改变士风。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封建社会及其 思想体系的限制，《儒林外史》中各色人物的反抗试图恢复的并非真正自由，因此等待他们的就不可能是成功。

找不到出路的吴敬梓这时也已经看破，但看破并不等于明白，只是无需再有作为罢了。虽然作者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封建制度才是士阶层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通 过匡超人和牛浦郎等人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也已经意识到士阶层的生存环境是这个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已经站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