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苏轼者，多追慕其闪耀千古的横溢才华，以及随缘自适、乐观旷达的心态。其实，苏轼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还有他那不计生死、大义凛然的高尚气节和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为政态度。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既有任职中央、官至三部尚书的高位殊荣，也有外放地方、牧守多州的仕途坎坷，亦有遭人陷害、命悬一线的牢狱之灾，更有多次被贬、垂老投荒的颠沛流离。但不论是在何种境况下，他始终保持着“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苏轼《与李公择书》）的儒家大义，仁爱泽民，清廉自守，一身正气，凛然国士。

一、家风尚廉大志启

苏轼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祖父苏序乐善好施、超然旷达、淡泊名利，具有古代隐士君子之风，虽自身学问不大，但非常重视对子孙的读书教育。“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郑瑄《昨非庵日纂》），倾尽所有购置大量书籍供子孙学习阅读。“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是苏轼苏辙兄弟从小的成长环境。他们终日与书为伴，“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苏辙《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游戏图书，寤寐其中”（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苏序以身为范，开启了良好的家风传承。

父亲苏洵对苏轼兄弟期待很高。他吸取自己“以懒钝废于世”（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的教训，从家中藏书内择录好文章作为教材，“手缉而校之”（苏辙《藏书室记》），亲自教导苏轼兄弟读书治学。苏洵不但重视苏轼兄弟的读书教育，在做人上也对他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常教育他们“内以修身，外以治人”（苏辙《藏书室记》），而且通过名字的审慎选取，寄寓了对兄弟二人的深切厚望。苏洵喜读《左传》，从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判断齐师败绩之文，来为苏轼兄弟分别取名“轼”和“辙”，并为苏轼取字“子瞻”，希望他将来能登高望远，成就一番事业。

母亲程氏出自书香门第，与一般深闺妇人不同，亦有远见卓识。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父亲外出游学时，“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轼能语其要。”有一次母亲带他读《后汉书》，读到东汉名士范滂因党锢之祸被捕，赴死前与范母诀别，范母深明大义，鼓励儿子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时，苏轼深受震动，立志要向范滂学习，为正义献身，但又害怕自己的母亲不同意。于是，苏轼就问了母亲程氏一句话：“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未料苏母平静地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要做范滂，苏母便以范滂之母自比，全力支持儿子追求人生大义。

除了读书，苏母对苏轼的言传身教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苏轼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先夫人不发宿藏》，回忆了小时候母亲带着全家租住在纱縠行时，曾在地下数尺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瓮，里面很可能是前人埋下的财物，面对这样一个可能获得意外之财的机会，母亲丝毫没有动心，果断让人把瓮重新埋好。苏母这种不义之财的不苟取的做法，为苏轼后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前赤壁赋》）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宝绘堂记》）的价值观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正是苏家良好淳正的家风，启蒙了苏轼的清廉正气。

二、初心写廉清风来

未入仕途前，苏轼就以廉为主题，写过律赋《六事廉为本赋》，探讨官员的考核标准。“六事”，是《周礼》所列出的评判官员能力的六项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即是从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辨六个方面对官员的任职情况进行考核。苏轼认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并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这个重要论断，明确将“廉为本”作为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只有官员自身时时处处以廉洁规范己身，避免贪腐，这样才能吏治澄澈，政风和畅。这种观点与我们国家的大力反腐倡廉不谋而合，将廉洁长驻官心，“廉而为首”，才能提高一个官员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心胸坦荡秉公办案，心系百姓为国为民。

科举入仕后，苏轼也始终以廉洁清正要求自己。

父亲苏洵在开封病逝，英宗皇帝赏赐绢百匹、银百两，宰相韩琦赠银三百两，老师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坚辞不受。

转任密州时，苏轼接手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旱灾、蝗灾接踵而至，饥馑之下，弃婴满城，“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苏轼《超然台记》）。苏轼到任后，立刻投入忙碌的工作中，“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他带领百姓深挖深埋剿灭蝗虫，疏浚水源抗旱救灾，并积极筹措资金收养弃婴，明断案件平抑盗凶，上书朝廷蠲免赋税，迅速改变了当地的乱局。由于把所有的钱物都捐献出来用于抗灾救灾，苏轼自己也过上了忍饥挨饿的日子，“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超然台记》），开始学习唐代的陆龟蒙，每天找野菜吃。为此，苏轼还专门写了一篇《后杞菊赋并序》自我解嘲，提及“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密州最大的两个父母官，每天空着肚子到处找野菜，还能相视而笑，何等的旷达洒脱、超然物外，又是何等的清正廉洁、两袖清风。

任职杭州时，当地发生瘟疫，他筹集公款白银两千两，又拿出家中多年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开办“安乐坊”，救活百姓不计其数。离杭赴京时，他又将挚友赠送的金银悉数转赠“安乐坊”，用于购置田地，以田租维持病坊后续运转。

晚年远贬惠州，度大庾岭，苏轼回望过往，自觉俯仰天地，无愧于心，作《过大庾岭》诗，留下“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正气清歌。苏轼到了惠州，已是罪官一个，有职无权，依然心系民生疾苦。由于偶遇一具无主枯骨，他便想到其他曝尸野外的枯骨，无人掩埋祭祀，于是多方呼吁，对这些枯骨筹款收埋，并亲自撰《惠州祭枯骨文》加以祭奠。为了给当地修桥筑堤出一份力，他不但自己带头将御赐犀带和其他钱物捐出，还写信动员苏辙夫人捐出宫中赏赐的“黄金钱数千助施”（苏轼《西新桥》）。

垂老投荒，渡海至儋州，此时的苏轼饱经风霜、年迈多病，加上朝廷权臣的有意刁难，生活极度艰难困苦。“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苏轼《纵笔三首》），“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与程秀才书》），甚至到了“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苏轼《和陶连雨独饮》）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依然用生命的最后余热温暖着这方海岛。面对当地百姓不识医药、迷信巫师术士的情况，他亲自到野外采摘草药、考察药性，为当地提供可用药物种类；面对当地百姓不事农耕、田地荒芜的情况，他苦口婆心加以规劝，并写下《劝农诗》让百姓明白重视农业的长远之利；面对当地教育落后，自隋兴科举以来，无一人中举的情况，他积极创办学堂，自编教材，授课讲学，开海南读书求学之先风。他的两个学生姜唐佐和符确，分别成为海南的第一个举人和进士。所以离开儋州后，他自认此生已无憾，将内心的清风朗月写在了《六月二十夜渡海》一诗中：“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三、绝笔诫廉正气留

《诗经·大雅·荡》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见，持志不逾、坚守初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难题。

然而纵观苏轼一生，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却能“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非常喜欢《左传》中子罕“以不贪为宝”的故事，他多次引以为傲地宣称“不贪为我宝，安步当君车”（苏轼《无题》），将“不贪宝”作为自己的为官操守和毕生追求。直至去世前不久，他在《梦中作寄朱行中》一诗中还不忘告诫亲友要廉洁自守“不贪宝”，并认为自己做到了“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

两袖清风存正气，一蓑烟雨任平生。用来评价苏轼，最合适不过。以致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他就“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即使是与苏轼学术观点相左的朱熹，都不禁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多次推崇其气节，赞叹他有“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朱熹《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王国维先生也曾将苏轼与屈原、陶渊明、杜甫并立，认为他即使不算上独步文坛的文学成就，“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文学小言》）

时至今日，重读苏轼清诗廉文，学习他廉洁自律、清正刚直的精神操守，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和重大政治任务。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说明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需要标本兼治，既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亦须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苏轼的清诗廉文，不仅是他个人气节操守的体现，也是留给我们今人正心修身、固本培元的巨大文化财富。让我们追随苏轼的脚步，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做一个正气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