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独木桥有许多，行走其上，激烈的看似是身体的摇摆，实则是内心的斗争。

父亲是我们县城的一位公务员,官位不大,职位却重要,负责每个月到下属各乡进行检查，并把各个乡的情况汇报给上级。

父亲不像和他一起上班的叔叔，他不沾烟酒，不喜打牌，空闲时间总爱陪我和弟弟说说话，聊聊学校、动画片、还有书籍……有时下班早，他就在桌子边会陪我们画画，当我偷偷瞟他时，总会看见他的笑，微微一道，却蕴藏无限的爱，无论我们涂抹什么：小鸟、太阳、草原……即使千奇百怪，形态各异，当我们把画贴到他面前，请他好好评价时，他就咯咯地笑起来：“好，好，你们画的画爸爸都爱！”，并揉起我们的脑袋，按得我们也傻傻地笑起来。父亲对母亲也温柔,有时打开门，看见他把双手背到后面，摇头晃脑：“猜猜我带了什么回来？”，他却不知道，他手里的花，枝叶都露了一半，可妈妈还是装作没看见：“是什么呀？”这是，他就把双手往前一伸：“瞧！街边的花店又打折了！茉莉花，香吧！”父亲和母亲最爱的就是茉莉花，香味淡然，若有若无，却深远持久，萦绕满室。

父亲在家时，也有严肃的一面。记事起，节假日时，门铃常常被人按响，叮当声不断回响。他们并不是我家的亲戚，而是些我不认识的人，可是一开门，他们便亲热地堆笑，亲切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仿佛早已与我们相熟。无论高矮胖瘦，正装便装，他们总会提着牛奶和果篮，并把厚厚的红包往里面塞，推搡着往家里放，他们都说那些是给我和弟弟的，并让父亲拿着这点“小心意”给我们买点吃的用的，可父亲总是抿抿嘴，摇摇头，拍他们的肩，弯下腰将礼物抬出家门，那些人诧然地往下咽口水，手似乎还想往礼物处伸，却又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父亲的举动，仿佛早已知道这幕会发生，然后叹口气，接着是楼道口处远去的、断断续续的脚步声。

那时我们不懂事，总觉得爸爸不好，把给我们的礼物送走，那么多钱，可以买多少根雪糕，多少包零食呀！他们走后，父亲望见我和弟弟微微失落的眼神时，总蹲下拉起我们的小手，捏捏我们的脸：“走！爸爸带你们去买零食的！爸爸买的零食才香呢！”孩子的忧愁，来的快，去的也快，吸吮上甜蜜的棒棒糖后，我们总忘记了为什么难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的清廉与正直。

我十五岁那年，家里遇到很大的变故。

那是极平凡的一天，屋外的日头照进窗内，蝉聒噪地鸣着，漂浮在光线中的灰尘近乎透明，我趴在书桌上写着作业，厨房传来母亲烧火做饭的声音。她把菜端出来时，竟直直地倒在了地上，“邦”的一声，巨大又沉闷。医院检查出来，母亲的肺里长了颗肿瘤，而且已经发生了脑转移，治疗需要巨额的费用，诊断单上，那些数字直挺挺地伫立在那里，沉默着，却又震耳欲聋。我和弟弟的学费、全家人的伙食费在平时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可父亲只是个小职员，他的薪资支撑家庭的花销已经勉强，除去单位报销的部分，母亲治病所需的费用仍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在诊室里，面对母亲的诊断单，父亲咬紧牙关，微微颤抖，眼眶里旋转着泪花，衣服上沾染着昨日带回的茉莉花花香，漂浮在空气里。

为了省下昂贵的住院费，母亲选择在家中养身体，由我们照顾她。放置于床边桌上的水杯，母亲端起时甚至都止不住地颤抖，杯中的水撒了大半，最终从手中脱落，在地上碎成了两半。当我们闻声赶到时，母亲沉默地低着头，如犯了错的孩子。于是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父亲操办，他不愿也不让我们过多地参与照顾母亲的事宜，也不许我们外出兼职来补贴家用，因为他知道母亲真正的期盼。 

 父亲更累了，也更苍老了，四十五岁的父亲的头发竟在这几个月之间白了一半，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变得蜡黄，每天中午,父亲都要回家为母亲煮饭，晚上回家后还要为母亲轻轻擦拭身子，伏在母亲耳边轻轻说话来鼓励她，我在半夜醒来时，常常睹见父母的房门透着昏黄的灯光，传来母亲的干咳声，父亲的缓慢的脚步声，以及暖水瓶的沏水声。此时我也常常彻夜难眠，睁眼望着苍白的天花板，直到天亮。父亲有时望见我们时仍是笑着，却显得勉强无力。我们知道，父亲的强颜欢笑不止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母亲，纵使心中再多苦痛，他也盼望用笑容为母亲带去力量。我们见到母亲如柴的手臂和突出的肋骨，心中是无限的酸楚，却也只能挤出笑容，嘴角顽固地，以极小幅度上下颤抖，笑容仿佛僵固。母亲似乎捕捉到了我们的表演，只是用棱角分明的手轻轻摩挲我们的手：“没事的，我会好的”，我感到了柔软皮肤下坚硬的骨头，也感到齿咬下唇后泛出的血腥味。这阵子，全家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心也仿佛缺失了一角，在夜里徘徊。我们的心好像碎成了千万片，每一片都是明亮的疼痛。

愁苦弥漫在空气中，使一切曾经美好的事物变得悲哀落寞，连那股淡淡的茉莉花香似乎也早已远去，久未被嗅闻到了。一天，父亲又如往常一样，坐在母亲床前，陪她谈着家常。而此时，门铃被摁响，有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走进了我们家门，他说他特地来看望我的母亲，把拎来的水果牛奶放在母亲的床头，从兜里掏出一叠厚厚的钞票，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让父亲用这些钱为母亲治病，而这一切的获得只需要父亲多在工作上“帮助”他一下。我将房间的门打开一条缝，看到父亲驮着背，站在灯光底下，一半的脸被阴影覆盖，那男人的面目则在黑暗中模糊不清。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请走那个男人，而是搬来和他一同坐了下来，父亲面对着那个男人，双眼似乎变得迷离、恍惚，和他梦呓般地一句一句聊着母亲的病情，虽然极其短暂，我还是注意到了，有那么几个瞬间，父亲的目光落在了阴影处的钞票上，嘴唇仿佛在蠕动，要说些什么，却又到将要滑出时收回。时间缓慢流逝，父亲的面孔似乎一如往常的平静，可他的眼神却出卖了他内心的颤抖。父亲心里的天平摇摆不定，一边是病重的媳妇和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一边是自已坚持了几十年的原则。孰轻孰重，这个问题似乎太过残忍，却在等待父亲回答。

母亲在床上一语不发，她的眼此时却是炯然的，她望向灯光下的父亲，伸手拉拉父亲的衣摆，父亲下来，把耳朵凑到母亲嘴边。母亲的嘴唇缓缓，却似乎用尽全力似地一张一合：“钱，我们可以慢慢挣，但底线，卖出去，就，就回不来了......”母亲的一席话猛地将父亲眼中的迷离抽离出来，他的双眼里又涌入了往日的平静与坚定，父亲最后还是拒绝了收下这些礼物，可男人走后，这份平静与坚定，又如水波般荡漾，原来是泪水模糊了双眼，父亲望向母亲眼神里却多了几分无奈与伤感。他无能为力，他知道，凭他自己实在是无法救母亲。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父亲单位的同事们已经知晓了我们家的难处，并早已悄悄地组织了捐款，集资帮我们家渡过难关。所幸有这些热心肠的同事们，母亲终于得到了更好的治疗。渐渐地，母亲终于能够起来走走路、做做饭、炒炒菜了，我们家的生活又慢慢地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与此同时，国家的反腐倡廉行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父亲告诉我，在本次行动中，很多以前给他送礼的人都被揭发了，还有那些接受了礼物的人，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基本原则。“以后无论做什么事,从事什么工作，你都一定不能做违背良心和原则的事情，心中要时刻放着一架天平，而内心的原则就是你的砝码。”父亲这样跟我说。

许多年以后，当我问父亲，他当时就没担心过拒绝后母亲的将来吗?父亲回答我;“心中有一架天平，世间的独木桥自然都好走了。”

茉莉花今年依旧盛开，在枝头清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