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浙江大学的六年间，冯培红一直坚持在课余时间与学生定期开展读书与讨论会，双周一次史料研读或论文报告，单周一次闲话杂谈。

“也有大篇幅的讨论，我们从论著评议、史料研读、论文报告中选其一，每次读一篇。”冯培红拿出了此次读书会的研读材料，“装订成一本，近9万字。你别看这一篇史料不到300字，但我们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仔细研读，对背后的每一个典故和引证都要严格校注。”

以这次读书会中的首篇《晋书·张轨传》校注为例，原文中“安定乌氏人”仅5字，若对其做校注，则先要逐字解释其含义，接着与同类型的史料相比对，寻找其用字差异与历史背景，再对原文的可信性做出判断。此外，还可能从文物史料等方面对原文提取相关信息进行解读，在一系列比对之后，5个字的原文能衍生出1722字的校注。

而这次会议讨论的“新出《大周故开府枹罕公墓志铭》小考”是刚出土不久的新材料，这样的考证更需要在空白领域仔细寻找蛛丝马迹，以此考证枹罕公的生平、经历、人物关系、历史意义等多个方面。

“这样算下来，一篇近300字的文献，最后能出来20000多字的校注。”

比起囫囵吞枣地追求数量，冯培红更希望能给学生们培养一种慢读的能力，对史料文献追根究底，达到极致的程度。“这样深入读下来，以后写文章的时候，东西就在脑子里了。”

冯培红的读书会上，有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两位本科生。通常在会前一周，同学们就会收到一份准备好的文本材料，或是分享者论文，或是外文译来的中文论著，或是学生们的研读成果。在提前阅读过相关材料后，读书会就变成了各方观点的大碰撞。

“读书会一般放在平日没课的下午”，冯培红回忆起初来浙大的那段时间，“后来因为疫情，大家不怎么外出，所以就放在周末。”而在地点的选择上，起初因为没有专门的地方，冯培红带着学生在西溪校区的林中桌子旁读书，逢着下雨就转移到人文学院咖啡吧，后来搬到紫金港校区，便干脆将地点放在了自己那一间不大的办公室。

“就这张桌子，大家围着坐，三三两两，正好就这么七八个人。”冯培红比划着办公室中的位置，“不是那么宽敞，但也不拥挤。”

事实上，在来到浙大前，冯培红已经坚持做了多年的读书会，来到浙大后，他也把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六年间，冯培红结合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制定每次读书会的主题，有原典阅读，也有论文研讨，有时还会请来其他高校的教授们分享与讨论。尽管记不清具体读了多少书，但从每年学生们发表的期刊论文、史料校注上，这种细水长流的进步可见一斑。

刚开始，因为新招研究生，读书会只有三四个人参加，后来又因为疫情影响，线下聚会困难重重，读书会做了不少调整，到现在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谈及坚持这么多年的动力时，冯培红只是笑了笑：“其实没什么的，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是做学问的人嘛，自然是要好好读书的。”

寒来暑往，一方小小的办公桌，三面充实的史料墙，在14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冯培红带着对历史研究的无限热爱，播撒着生生不息的学术萌芽。

“老师本人这种对学术的热情对我影响非常大”，历史学院（筹）2020级博士生冯晓鹃谈及参加读书会的感受，“你会惊叹，一个人对学术的热爱，怎么能延续这么多年。”

这次读书会，对冯培红和学生们都是一场特殊的会议。因为除了常规环节，还要给团队中今年毕业的本科生范轩轩送行。临近毕业季，团队里的历史学院（筹）2020级硕士生戚雅荧自发收集了平常开读书会的照片，印出几套明信片作为范轩轩毕业的纪念礼物。冯培红拿出这叠明信片，如数家珍——

“这是那次我们在艺博馆咖啡厅读书……”

“这是寒假初在西湖边，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博士论文的思考与写作……”

“这就是在启真湖边草地上的单周杂谈……”

“这张是他们几个和范轩轩一起照的，他还特地穿了学士服……”

今年“5·21”校庆日的闲谈读书会让冯晓鹃印象深刻。那一天，正巧冯晓鹃要参与的划龙舟比赛与读书会时间相冲突，本以为总有一者要遗憾错过，没想到老师们带着研读会的同学们，亲自来到岸边为冯晓鹃鼓劲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