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你的男友‘我和你妈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这种问题，那这个问题里本身就是自带矛盾的，你的男友很爱你，你要让爱你的男友做一件证明他不爱你的事，这种逻辑就是错误的。”这样贴近生活的例子在邱德钧的逻辑学课上并不少见。将晦涩深奥的原理融入生活情景，变抽象为具体，是他的风格。经过多年精益求精和孜孜不倦地打磨课程，在哲学与社会学院，每当学生们提起邱老师和《逻辑学》这门课，都会不自觉地竖起大拇指。执教35年来，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始终是学生给予他的最多的评价。

“他不会照着PPT僵硬地讲，而是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每讲完一个部分都会问我们听懂了吗，”当回忆起上课情境时，哲学与社会学院2020级本科生杜晓蕊这样描述，“他的课上我能看到很多同学聚在讲桌周围跟他讨论，感觉就像高中的班集体一样。每次我们上课的教室都是满满当当的，同学们的积极性也很高。”

直到现在，尽管课程已经结束，但杜晓蕊所在的课程班级微信群仍然保留着。不同于其他课程群聊的沉寂，“每次有人在路上遇到邱老师，都会在群里发一张照片，很多同学都会参与进来，老师也会跟我们聊一聊，关心一下大家最近的学习和生活”。

逻辑学：偶然造就的美丽邂逅

不同于当下大家可以自由报考喜欢的专业，以前填报志愿并没有很多的选择，老师也不会提供太多的建议。在跟朋友商量后，邱德钧更倾向于选择历史或中文专业，但最后却被录取到了兰州大学的哲学专业。“哲学从学习难度上来讲很容易，”邱德钧说，也正是因为在专业课上学有余力，促使他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别的知识，在大学二年级接触到逻辑学之后，他便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这是我进入大学以来唯一一门和我的兴趣有契合点的学问。逻辑学里面有很多数学证明的公式和公式之间的推导需要比较高的理解能力或者证明技巧，而这正是我擅长的地方。”从此以后，邱德钧就决定了要从事逻辑学方面的应用或者教学工作。他与逻辑学的相遇，正是一场偶然造就的美丽邂逅。

邱德钧当时的导师是陶景侃先生。陶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自1978年调到兰州大学哲学系工作后，主要讲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法学概论》等课程，在逻辑学、法学和法律逻辑学等领域都大有研究。

陶先生不仅仅是一名专业的授课老师，更是邱德钧在哲学道路上的引导者，在思想、学问以及生活方面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学时代的他，常常拜访陶先生，前往陶先生家中讨论问题，有时还会留下来吃饭。

提起恩师，邱德钧回忆道：“1986年的时候，我和陶老师一道前往天津出差。那边天气热，我没胃口吃饭，老师便对我说，吃饭很多时候是任务，不是喜好。没有好的身体，就没有好的心情，这样怎能做好工作？”这句话在邱德钧心里记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仍坚持在每次上课前把身体和心情调整好，以饱满的情绪走进教室，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次课堂。

在与陶先生的相处过程中，来自长者的魅力又激发他不断地探索与研究。“陶老师上课，语速慢而沉稳，板书工整、字迹一丝不苟，演算过程清晰，这也影响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课堂坚持板书。这样不仅节奏好，学生也有了理解的时间。”

“身教重于言传”，邱德钧如此评价他与陶先生的师生情谊，至今师徒间还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邱德钧之所以选择老师这一职业，除了个人对做老师很感兴趣之外，也不乏他遇到的老师们对他的影响。“我是在老师的鼓励和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对老师的话甚至比家长的话看得更重要。我从小到大的师生关系都很融洽，这也让我对老师有更多的了解，觉得当老师其实挺好的，这是一份神圣而光荣的职业。”

博观笃行，厚积薄发

在初任教师的年代，中国开设逻辑学的高校并不多。而在国外，逻辑学教育发端甚早，在大学、甚至中学阶段的教育中已经广泛开设逻辑学相关课程。相比之下，逻辑学教育在中国显得有些滞后，逻辑学教育任重而道远。

邱德钧认为，逻辑学教育在中国所不能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本读得懂、学得会的好教材。上世纪八十年代，逻辑学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疏漏颇多。“最夸张的一本教材，我记得它的错误能有几百处，”邱德钧说道，“所以就想要自己编一本内容严谨、适合不同类型的学生学习的教材。”就这样，《大学逻辑教程》的编著开始了。

“因为我真正开始编那本书的时间很早，1989年初就开始了，遇到的困难也非常多。当时能够获得的逻辑学资料很少，相关的习题更不好找。后来还是陶老师托人从国外寄回来了一两本逻辑学的书。你看我们现在的教材，如《大学逻辑教程》第五章，里面的许多习题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琼斯啊这些人名都有，不过这些习题都还是很有特点的，也不错。”

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学问，对于思维能力、理解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因此，逻辑学，尤其是其中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容易给人留下枯燥抽象的刻板印象。要让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听懂逻辑学，就特别需要注重因材施教。人文社科类学习偏向于宏观思维，而理工科学习则更需要从微观角度思考问题；专业课要有思想深度，而大类基础课则主要是讲授逻辑学的基础知识，使学生们能够在思维方式上有所改变，“养成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你要想想下节课听你课的学生是一年级的还是二年级的？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要从他们的角度多做准备。”

为了上好这门课，邱德钧花了不少心思。在日常备课的过程中，邱德钧备课的体量和实际讲到的内容体量比大约是2:1。他善于把晦涩难懂的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帮助学生看到思维变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他还特别注意积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然后再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它们，最后把它们带到课堂上。

“每一届学生关心的问题不一样。要想激发起学生学习这门比较抽象、枯燥的课程的兴趣，你就要举大家比较关心的例子，不注意筛选例子，学生印象就不深刻，”邱德钧说，“我有一个2012级的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听了很多人讲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他却告诉我说，没有一个能像我讲得这般思路清晰，让他记忆犹新的。”

很多问题当中都暗含着逻辑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不是单纯地改变思维就行，而是要改变认知方式，既要从更宏大的视角出发，又要关心个体的认知是从何而来的。

在一堂课上，邱德钧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大家困惑已久的问题做出了逻辑学视角的解读。“存在着个体的鸡和个体的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和材料，我总能追溯到这只鸡是哪个蛋孵化出来的，这个蛋是哪只鸡生的。你只能问我先有这只鸡，还是先有那个蛋。而你问我先有鸡的类，还是先有蛋的类？这是我不能回答的，这其中已经暗含矛盾了。”

“教会学生系统地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十分重要，也正是因为邱德钧对逻辑学教学有这样一种坚持，不少学生在上完这门课后都很有获得感，也借此对世界有了更深的体悟。；

邱德钧在线上给学生批改作业

培育人才  继承发展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课”，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围绕着思维的确定性进行研究；而逻辑学又是一门“多变”的课，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大不一样。

对很多同学来说，这门课与他们最初所认为的“逻辑学”大不一样，但邱老师自身的授课魅力却是最大的吸引力，很多学生因此对逻辑学有了一个全新的、更系统的认知。“在我学习逻辑学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门很帅气的学科，有点像想象中的心理学，类似于可以通过对一些话语的分析推导出谁在说谎，事实又是什么之类的，”哲学与社会学院2019级的本科生魏佳华说，“但真正接触后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偏数理的学科，有很多公式、定理、法则等等，学了之后也让我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数字本身是比较枯燥的，加上逻辑学又特别抽象，抽象到字符跟文本本身都没有太多的联系，但邱老师就能把符号和数字讲得具体化，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杜晓蕊说，“比如说在学习语言逻辑的时候，邱老师就会让我们把所有修饰性的词语都去掉，只留下主干，这样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很清晰，最后再用字符表示出它们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他说，这就好比改文章，使用这种方法来修改，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整篇文章特别简单，结构也很明朗。”这也正如2019级社会学班的常浩同学所言：“邱老师善于把晦涩难懂的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思维变化发展的内在体系。”

而于邱德钧而言，这门课可以使同学们真真切切地掌握一定的知识，用正确的逻辑思维认识事物，从而“别再问出‘我和你妈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这种自身含有矛盾的问题，”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可以运用正确的逻辑方法认识事物。

对于这门课的未来，邱德钧有担忧，也有期待：“我们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把逻辑学培养成一门在兰大广受欢迎的课，而我本人又很快就要退休，所以怎么把这门课的教学质量继续保持下去，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培养队伍，培养优秀的教学团队，让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做到后继有人。”

对于做逻辑学老师所要具备的条件，邱德钧认为，拥有数学思维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关键。

逻辑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它用符号来表达语言，然后形成了推导过程，“这就需要数学思维来保证能够把这门课讲好，这是一个基础条件。”而逻辑推理又需要保持思路清晰，因此需要改掉不良习惯，尤其是在课前不能饮酒，“酒精可是头脑清醒的敌人啊。”

课堂上，邱德钧是严肃认真的，而私底下，他又是和蔼可亲、热爱生活的，“邱老师还会给我们分享他以前的照片，感觉就像朋友一样。”

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教学、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的“小老头”，让逻辑学这门课成了兰大学子记忆里特别的存在。

内容来源 | 《兰州大学报》总第1014期

文字｜李晓源 杨荣琪 赵琪 赵倩倩

编辑 | 张佳欣

责任编辑 | 李江怡

主编 | 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