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汪段泳一直在为田野调查“去浪漫化”：“我有时会和同行交流，你有没有被当地人敲诈、欺负、虐待过？有没有被歹徒拿刀劫持过？有没有在贫民窟路边摊买过吃的？有没有在荒郊野外喝过土坑里的脏水？如果都没有，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们对田野调查的认识或许不太一样。”当然，汪段泳再三强调，以上四问仅仅是基于其个人在非洲、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狭隘经验，并不具有科学性，更不具普遍意义。

在阿富汗山区颠簸赶路，车辆出故障成常态。最险的一次是野车刹车完全失灵。周边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最近的修车点也在百公里外。“求援脱困的时间远超预期。尽管车上有饮用水和食品，但还是不够。”他说，这时就不能太讲究，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体力能干活。如果还要保持国内卫生习惯，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适合的。”

“住在酒店里的大部分是华人和中国人，袭击就从我头顶上的隔壁房间开始。”密集的枪声持续了约三、四十分钟，中间夹杂着大小不一的爆炸声，疑似来自手雷和炸弹。后来还出现了更大的爆炸，把整层楼的窗户都震飞了。从枪响到被解救，他度过了约两小时。

12月13日，作为喀布尔酒店爆炸亲历者接受东方卫视连线采访

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调查既是惊险之旅，也是发现之旅。

刚到喀布尔几天，他就被路口检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并带到小黑屋。之后他通过交流发现，这位警察是当地一所名校的农学毕业生，还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这与外界对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于是壮起胆子和对方聊了起来。

2022年9月，在喀布尔郊外拾荒村进行田野调查

名校学生为何会当塔利班警察，背后有没有这个国家深层次的原因？每段类似的小插曲，往往能为了解这个神秘国家打开一扇窗户。于是，随着田野调查步步推进，当越来越多的“违和”被发现，离真相或许也就越来越近。

2022年9月，在喀布尔召开的中-阿-巴经济合作研讨会上

作为唯一中国学者作学术报告

上外党委书记姜锋在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四届年会作主旨报告时曾指出，作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必要能力之一，田野能力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实地田野调查能力，第二种田野能力就是“案头田野”的能力。汪段泳对此深有感触。

“田野调查不应该被过度迷信甚至被神化。”汪段泳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并不比其它的研究方法更便捷、更高效，它的效用同样是建立在任何学术活动都应有的艰苦劳动的基础上。当大家都欣赏“田野”这个炫酷光环的时候，需知它只是“调查”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学术研究中调查工作的绝大部分，也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艰苦程度要高得多的案头工作。

由此可见，田野调查从来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相反，很多时候由于闯入陌生领域，探索过程就是“以无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着头脑的摸索”。这一过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识感来应对不确定性，那准确掌握方法论尤为重要。这也就再次说明，探索和调查并非只发生在田野现场，而是需要平时不断案头积累，以提高自身素养。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目前被戴上了无数耀眼光环的田野调查，其实只是整个学术研究链条上的冰山小小一角，不能忘了它能浮出水面，基础是要付出更大量、更复杂、更艰苦、更漫长的学术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田野调查从不是让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终南捷径，相反它需要准备更多知识、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长成果生产周期。现实情况是，一边是田野调查“变现”过程相当漫长；另一边是在知识半衰期迅速缩短的当下，学术体制要求学人快速成长，田野调查的性价比需精细计算。

而对于汪段泳来说，能得以长期在海外持续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是因为一直得到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其中，他特别感念学校和学院始终如一给予他的实际支持。“以实际的制度创新以支持区域国别研究，给我在海外留下来做田野调查的空间，这种管理上的灵活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为巨大的帮助。”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内首个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校，上外近年来逐步建立研学一体的“专业化”“特色化”田野育人机制，越来越多的师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调查，这让汪段泳倍感期待：“整个学术共同体队伍的繁荣壮大，也意味着学术生态环境在优化改善。关于田野调查，上外人已经自觉逐渐形成了共识和风气，相信未来大家会通过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科研贡献。”

采访最后，我们谈到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汪段泳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活在当下”。所以，田野调查绝不是把他处看作是“人间动物园”或“历史试验场”，而是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视“他”为“我”，以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代入式观察，发现我们的过去、检视我们的现在、估测我们的未来。

他引用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话来总结——“通过对他者的观察，来完成对自身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