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枫”景依然动人

——以诸暨市江新社区和东盛社区为例探析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化实践

摘要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其中，探索“枫桥经验”的城市化实践路径是丰富其时代内涵的重要举措。本篇调研报告将以诸暨两个社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梳理“枫桥经验”的理论沿革和实践进路，总结“枫桥经验”城市举措与经验不足，探索“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与未来图景，助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研究，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关键词：“枫桥经验”；新时代；城市化；中国式现代化

一、研究背景

（一）“枫桥经验”之重要性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枫桥经验”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在全国推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指示、批示、论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写入党的各种决定、决议、报告等（见表1），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任务。

表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的指示批示论断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诸暨道路之典型性

诸暨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红色引擎（见图1）。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诸暨走出一条党委领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深化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路子，为推进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经验。而诸暨市江新社区和东盛社区作为创新发展城市版“枫桥经验”的典型代表，在实践治理层面所体现的全面性、代表性、权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

图1 “枫桥经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三）城市实践之必要性

城乡社区既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能力和成效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成果在城市的最真实反映。“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经验，与城市社区治理在范围、目标、功能上都存在耦合性。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基础上对社区治理机制进行创新，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版实践路径，这一过程是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的重要举措，更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当前研究表明，有关“枫桥经验”城市化实践缺乏专项的调研与系统的探讨（见表2）。因此，本研究不仅为“枫桥经验”理论视域的拓展和时代内涵的丰富提供参考价值，也为以江新社区和东盛社区为代表的基层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引，还为相关“枫桥经验”及其城市化的研究抛砖引玉，争取形成以诸暨为代表的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研究热潮，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表2 “枫桥经验”研究关键词的数目分布

（二）现实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化实践契合了城市治理的实践逻辑，为促进城市城市治理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路径。重视“枫桥经验”在城市治理中的现实价值，厘清其制度构建和体制机制运作，并且积极创造和有效利用“枫桥经验”，有利于塑造良性的城市治理互动关系，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以查阅并梳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相关的文献著作及视频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先进经验，系统探究诸暨市在“枫桥经验”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与措施，全面论述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的社区治理的优越性、先进性以及现存的不足与未来的展望作为研究思路（见图2）。

图2“枫桥经验”调研设计的技术路线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国内外关于枫桥经验、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期刊文献，认真研习毛泽东、习近平同志有关“枫桥经验”重要讲话及指示精神，并通过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的综合应用，系统梳理“枫桥经验”研究的时空分布、演化进路与知识结构。

2．历史分析法

对“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优秀理念和实践经验，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和基层社会治理规律，探索“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

3．实地调查法

选择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样板的典型代表——诸暨市江新社区及东盛社区展开实地调研，了解“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中的优越性及借鉴意义，同时发掘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实务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的评价以及相关建议。

4．质性研究法

采取访谈的研究方法，直接有效地获取相关社区工作人员的治理理念、社区住户对所在社区治理的见解以及二者对“枫桥经验”的理解，并通过分析访谈结果来探究其有效性以及现存的局限性，进而更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建议。

四、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于“枫桥经验”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萌芽探索期（1994—2000年)、缓慢增长期（2001—2010年)和发展繁荣期（2011至今，对“枫桥经验”在推广过程中的相关概念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硕果累累。

（一）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内涵的研究

金伯中（2018）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既继承弘扬了‘枫桥经验’的传统，又创新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可以用新‘三不’“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概括和表述。”曾业松等人（2019）进一步补充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治理方面的具体创新：治理理念上从“侧重社会稳定为主”转为“社会全面进步、乡村全面振兴整体协同发展”，治理主体上从“一元”到“多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治理方式更为积极、主动、从“事后治理”转为“事先预防”；也指出“枫桥经验”始终一以贯之坚持“党领民治”，将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雷树虎（2020）总结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要求。“新时代枫桥人民在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和共建共享，丰富和发展着‘枫桥经验’。”

（二）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方向的研究

宋世明、黄振威（2023）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总结出“枫桥经验”从乡村到国家层面的竖向推广路径：20世纪80年代浙江枫桥干部群众逐步形成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1979年初绍兴城关镇率先提出“综合治理”；1986年，枫桥区各乡（镇）成立了跨部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积极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86年绍兴市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1日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韩琳（2021）认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上基层党组织弱化、部门联动弱、群众自治发展不足等；治理机制上，没有有效的协商民主平台、“规约”体系未建成；治理方式上，科技支撑作用不显著、多元化解矛盾的合力未形成、社会治安防控薄弱。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到各乡村治理体系是解决上述乡村治理的对策。高佳红（2020）强调了政治势能在推广“枫桥经验”到其他乡村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乡村治理中，党的领导力量有限，特定的政治信号进入乡村效率较低，政治势能可以使政治信号更敏感影响乡村治理体系。陈元、张文斌（2023）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能通过党的引领、法治保障、协同共治以及情感连接机制有效解决城市治理的碎片化、单向化和陌生化的问题，推广到城市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化将能很好为城市治理赋能。

（三）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国外相关的研究

Bob Jessop（1998）强调国家在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张多中心治理，强调公共利益、公共参与，强调合作平等。这与“枫桥经验”的多元治理、人民主体不谋而合。

纵观近十年的研究历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枫桥经验”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发展，研究领域向深向广，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化，研究了较多的为什么要城市化、怎样城市化，但是少有对城市化后的情况作研究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市化目的在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问题，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分析有关城市化后的情况涉及到进一步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层治理进一步赋能。因此，本次调研开展的研究，将以点带面，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

五、案例分析与研究启示

本章将以“老式”社区——江新社区与“新型”社区——东盛社区为研究重点，遵循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的统一的原则，对社区治理的个性化案例进行措施成效归纳；同时遵循个别治理与普遍规则的统一，对社区治理的普遍性规律作出优势不足加以总结，进而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贯彻落实、创新发展提出简要的改进建议与未来展望。

（一）案例分析

1．服务为本，江新比心：江新社区

江新社区成立于1996年，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城东区是诸暨市最早的开放式社区之一。江新社区落实“枫桥经验”，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引领带动社区治理整体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浙江省金牌人民调解工作室等五十多项荣誉。

图3 江新社区手绘地图

江新社区实行党务、居务、财务“三公开”制度，设立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和居务监督委员会，通过党建引领夯实居民自治的工作格局。同时发展多方合作打造服务，积极联系市卫健局、市人力资源社保局、暨阳小学等单位开展共建，参与商讨社区治理，解决居民关切的问题。并且，社区一直坚持通过基层微调解将矛盾消弭于萌芽。其中“江大姐调解室”作为社区特色，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创造和谐稳定美丽的社区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4 实践队员采访当值“江大姐”

2．数智探索，共享未来：东盛社区

东盛社区位于诸暨城东新城，区域面积0.77平方公里，是2020年调整辖区后组建的新社区，近年来，东盛社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挖掘共享空间、构建数治平台，实现组织共联、资源共享、社区共建、多方共治、数字共融，打造邻里和睦、治理数智、运营长效的城市社区样板。

图5 实践队员调研东盛社区治理实况

东盛社区全面夯实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基础桩”，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健全“社区—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治理架构，“目前已建立网格党支部9个，微网格党小组40个，设立红色楼道长134名，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图6 东盛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图

同时，东盛社区还坚持数字赋能，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新技术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借力网上“枫桥经验”，开创智慧安防小区建设新局面，依托“浙里兴村治社”数字平台、“城市枫桥”应用系统，开发民情事项“网格协同”功能，推行“网格预报、街社吹哨、部门报到”的问题处置闭环。

（二）研究启示

1．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

（1）健全组织加强党建引领

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落到基层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大优势。两个社区在治理实践中，始终旗帜鲜明地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基层党建贯穿于层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末梢，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2）多元主体及时化解矛盾

依靠和发动群众是矛盾源头治理的法宝。江新社区和东盛社区都不断健全组织网络，在矛盾化解中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拓宽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渠道，凝聚居民和专业人士等各方力量，通过调解工作室、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等有效化解了大量矛盾。

图7 东盛社区“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模式

（3）优化服务切实预防矛盾

以优化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生态，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问题的发生。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片区化理念，抢抓未来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现代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契机，不断改善群众的居住环境，美化群众的生活空间。聚焦群体需求，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专业服务，提升社区居民归宿感、幸福感、获得感。

图8  江新社区便民服务站

（4）数字赋能精确提升效率

多跨协同、综合集成是复杂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数字赋能成为“枫桥经验”城市版的关键变量。以东盛社区为代表，众多基层单位目前正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打破基层治理条线工作中的数据壁垒，对工作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创建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利用数字赋能矛盾纠纷化解，为居民带来迅速反馈的矛盾调解体验。

图9 东盛未来社区·时间银行

2．可优化、可改进的不足

（1）发展路径依赖延缓行动自觉的形成

党建引领是深入贯彻“枫桥经验”的强大动力。因此，基层党政往往以“支部建在网格上”为抓手，通过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行政吸纳服务”、“嵌入式治理”、“政府选择”以及“契约化”等支配形式对体制外的社会组织进行人事任命与组织运行。而“路径依赖”具有自上而下、非自愿性的发展缺陷，使得社会组织在“赋权性自主”的机制之下呈现出重增量、类行政、同质化的管理倾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组织共建、资源共用、事务共治、活动共办的服务功能。

（2）社会资本缺失制约多元主体的参与

在推动在职党员、退休干部、执法力量、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商铺摊主等多元主体“融网入格”、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因“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具有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居住密度的提升、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的普遍分离等特点，社会规范存在治理机制供给不足、治理规定内容宽泛、治理规约效力薄弱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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